导读

当代中国的科学传播有三个名称：科普、科技传播、科学传播，分别代表科学传播的三个群体和三种模式。由中国科协所主导的科普是主流和正统，拥有国家主义、功利主义、科学主义三重特征，近20年来有边缘化趋势。科技传播的研究者主要是传播学家，主要关注传播手段和传播效率，与科普理念没有冲突。科学传播的倡导者主要是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挑战传统科普的三大意识形态。以北大科学传播中心为标志，形成了中国科学传播的批判学派。三种模式仍然处在剧烈的互动和融合过程之中。

中国的科学传播事业目前有三个名称并存，按照它们历史久远程度排序分别是：“科普”（1950s-）、“科技传播”（1990s-）与“科学传播”（2000s-）。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它们都有特定的含义，并非随意使用。它们分别代表了中国科学传播的三个群体、三种模式。虽然这三个群体互有交叉，不能截然区分；虽然三种模式正处在相互影响、相互借鉴之中，尚未最后定型，但这三个名称仍然可以作为三个范畴，用来大体刻画中国科学传播事业的概貌。

1科普/ 主流与正统

“科普”的全称是“科学普及”或“科学技术普及”，是三个名称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一个。这个简称已经收入1979年版《现代汉语词典》，成为这个领域的标准术语。中国最大的科学家、工程师组织“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两大功能之一就是从事科普工作。200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从法律层面把科普工作规定为国家意志。中国政府重视科普工作，从财政收入中拨付的科普经费逐年增加，数目不菲。但是，长期以来，科普缺乏理论研究。在中国国家颁布的学科目录里，没有相应的学科定位，因而在高等院校亦没有相应的系科设置和人才培养体系。科普的主要理论辩护者来自中国科协下属的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成立于1979年）以及中国科普研究所（成立于1980年）。由科普所主办的“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一年开一次，2015年将开第22届。主要参会人员是科协系统工作人员。

“科普”拥有国家主义、功利主义、科学主义三重特征。

01国家主义

中国不是近代科学的发源地。中国文化没有为科学的发展准备充分必要的土壤条件。只是为了应对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列强的全球化扩张，中国人才被迫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工业。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对西方科学的引进是两管齐下，一方面培养自己的科学家，另一方面是提高全体国民的科学素养。朝野上下的有识之士均意识到，只有在这两方面同时下力气，才有可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强国。

自1949年以后，像中国社会的一切社会事业一样，“科普”这项重大社会事业也纳入了一个高度集权化的政府统一管理模式之中。在1950年8月召开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成立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科联”）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科普”），前者负责联络科学家，后者负责开展普及科学知识的工作。在大会上，中共元老吴玉章说：“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科学工作不再依靠私人的提倡或所谓‘慈善’性的援助，而是明确地成为国家的事务。”[1]体现了自1950年代以来，发展科学技术和科学普及事业已经成了国家事务，显示了科普理念中包含着强烈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据樊洪业考证，在1950年代之前并无“科普”这一术语，有“传播科学知识”、“普及科学知识”、“科学大众化”等多种说法。“科普”一词一开始是对“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的简称，也就是说，是对一个机构组织的简称。1958年，“科普”学会与“科联”合并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简称“科协”），“科普”一词遂不再是一个学会的简称，而成了“普及科学知识”这项重大社会事业的简称。[2]中国科协是负责贯彻落实科普工作细则的准政府组织，是国家意志的具体实施者。它有自己庞大的体系，其地方组织覆盖到县甚至镇一级，因而有很大的社会动员力。政府提供稳定的经费和人员支持，因而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中国科学普及事业的主要力量所在。

1994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科普工作是国家基础建设和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意义深远的宏大社会工程。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普工作提到议事日程，通过政策引导、加强管理和增加投入等多种措施，切实加强和改善对科普工作的领导”（第5条）。2002年6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以下简称《科普法》），称“各级人民政府领导科普工作，应将科普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为开展科普工作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第十条）。《意见》和《科普法》是科普作为国家意志的标志性文件。

02功利主义

对学术的功利主义态度是中国文化一个很突出的特点。19世纪末以来中国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带有很强的救亡图存的功利目标，从一开始，中国人学习科学就带有极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重视技术、轻视科学；重视应用科学、轻视纯粹科学。这种功利主义科学观在新中国时期（1949-）更为显著、更为自觉，共产党称之为“革命的功利主义”。在这种多年功利主义思想氛围的影响下形成的当代中文语境中，“科学”很容易被代之以“科技”，而“科技”实际上指的是“技术”。科普也不例外，它被明确要求服务于生产建设的需要。1950年制定的《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暂行组织方案要点》中提出科普的目标第一条，是“使劳动人民确实掌握科学的生产技术，促使生产方法科学化，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中，发挥力量。”[3]这为中国科普规定了日后的发展方向。事实上，普及生产技术知识，技术推广、技术培训、技术扶贫，成了中国“科普”的主要内容。

03科学主义

科学主义是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社会形成起来、并对后半叶起重要支配作用的一种意识形态。[4]它的出现有四个原因：第一，西方列强以武力取胜，科学被认为是这种力量的象征。血的教训让中国人意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厉害，因此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成了中国人的共识。在西方文明的诸多要素中，科学最早赢得中国人的认可和尊重，这与中国文化中的实用主义传统有关。第二，在价值真空中科学主义成为首选的意识形态。科学由一种受到广泛推崇的“用”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与五四时期与传统彻底决裂之后造成的价值真空有关。正如林毓生所说，政治秩序和道德秩序相继解体之后，思想文化处在危机之中，作为一种准宗教的科学主义登上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舞台[5]。信仰科学主义的人对科学并不一定很了解，但就是相信科学万能，科学能解决一切问题。在价值真空的状态下，慌不择路、急急忙忙的中国人选择了科学主义这种意识形态来满足内在的心理需要。第三，缺乏对科学本身的细致反思。救亡图存和社会革命的急迫性导致对科学缺乏耐心和深入的哲学反思，听任科学主义在惯性中前行。第四，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思想与科学主义的一元论相当契合。在传统被彻底抛弃之后，人们却依然以一种传统的方式来对待新的权威。中国大一统的传统思想观念用于“科学”之后，就成了一元论的科学主义。由“独尊儒术”到“独尊科学”具有内在一致性。1949年之后，科学主义具有了新的形态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主义。1978年以来，由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由于国家实行“科教兴国”的战略，自然科学以及建立在现代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现代技术又成了新的意识形态的基础。工程师治国、科学家决策、量化管理、政绩数据化，是当代中国科学主义新的表现形式。

科普禀承了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1950年科普协会组织方案第二条提出科普的目的是“以正确的观点解释自然现象与科学技术的成就，肃清迷信思想。”反迷信、反伪科学是科普的一贯基调。1994年的《意见》一方面强调科学技术对于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仍然大力强调“要始终高举科学旗帜，引导教育人民，净化社会环境，用科学战胜封建迷信和愚昧落后，提高全社会的科技意识，搞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在2002年颁布的《科普法》第8条明确提出“科普工作应当坚持科学精神，反对和抵制伪科学。”把反对伪科学列入法律条文，近年来引起了强烈的关注，许多人认为与宪法规定的信仰自由条款相悖。例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宋正海（1938-）等150名学者签名发公开信“不要让‘伪科学’一词成为灭亡传统文化的借口”。

90年代以来，科普观念有一些细微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科普的内容由单纯的科学知识，扩展到“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四个方面。这种科普内容的扩展，主要是针对80年代以来不少科学家相信气功、特异功能而作出的，主要还是在新的形势下强化科学主义意识形态。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国家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集权化的统一管理模式有很大的松动，科普遭遇边缘化。

首先，正规教育体制的规范化，使得以普及初等科学知识为使命的科普事业成为不必要。中国正规的科学教育起步晚，地区发展极度不平衡。许多地区正规教育体制不健全、不发达。很长一段时间，青年人上大学的比例很低，九年义务教育在许多地区也没有真正实现，因此相当比例的国民并没有接受完整的九年义务教育，这种特殊的国情造成了学校教育的许多真空地带。但是，随着九年义务教育在城市的全面普及，以及正规教育体制在农村以及老少边穷地区的逐步完善，以普及初等科学技术知识为目的的实用技能科普的活动空间被大大压缩。

其次，随着市场体制的发育成熟，原来属于实用技能科普工作范围的工厂技工培训、农业技术人员培训、农村适用技术推广、化肥种子农机站等工作，慢慢由专门的企业以市场化、社会化方式运作。事实上，市场化将会使专门的“实用技能科普阵地”慢慢消失。

第三，大众传媒的极速发展，使得普及科学知识的主要阵地由科协系统转移到了媒体。从1978-1998年20年间，中国的报纸由78家增长到2000多家，电台电视台由屈指可数增长到2000多家。大众传媒以市场化运作的方式，迅速传播和反馈社会各界的声音，已经成为起主导作用的信息传播渠道。人们已经认识到，从科普成效角度看，大众传媒已经成为科技信息传播的主渠道。但是，大众传媒过去被定位成“宣传工具”，归属于宣传部门管理，与科协系统不发生关系，因此并未纳入科普的范畴之中，这就使得科普有名不付实的危险。

科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成效不高，不适应市场化的社会运行体制等问题，科普理论的缺失导致对什么是科普、科普活动的范围如何界定、如何评估科普的成效等问题模糊不清，它所禀有的三大意识形态特征也受到了质疑。科学传播的这一模式正面临挑战。

（文章内容来源于陶瓷科技艺术馆公众号，作者系吴国盛，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