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都在搞“磁悬浮”（也简称为“磁浮”）列车，这是利用同名磁极相斥的道理，在铁轨上安装磁体，在列车上也安装，但二者是相斥的，这就使列车“悬浮”起来了。由于消除了摩擦力，就使列车的速度大大提高了。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还曾设想另一种悬浮列车，不过是用压缩气体。在文中，作者作了简要的介绍。今天，“气体悬浮”的方案可能已经被放弃了。看到萧建亨的文章，真有恍若隔世之感。
孙爱迪的《空气和保温墙》（《人民日报》，1964）是从生活常识说起。许多人认为，冬天冷，就是冷在风中。意思是，冬天的空气只能带来寒冷。文章中的内容都是围绕这个观点展开的，并且集中在一个观点上，即“空气本身并不冷”，而且“静止的空气是最好的保温物质”。空气能保温的意思是，空气是导热性差的气体物质。作者还特别指出，“水的传热比空气要快二十五倍”。
借助空气的保温性质，可用来制成保温材料，例如最常见的空心砖。也许读者对此会有稍许“惊讶”的，原来只凭表面印象，以为这只是为了节省材料或减轻建筑的重量的。
作者在举例介绍了热传导性后，又讲了空心砖的保温性能是有缺陷的。因为物质的导热方式还有“对流”的方式。空心砖中的“空心”提供了空气对流的空间。对此，作者也给了具体的数据，借此可以说明，空心砖的“空心”体积不能太大，因此“泡沫混凝土”（砖）最好。类似的做法是，在空心结构的墙体中填入炉渣之类的废物，这既节省了作为垃圾的渣物需要填埋的空间（往往要占用耕地），又建造出性能很好的保温墙体。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正好应了题目中的问题。
卞德培是著名的天文科普作家和北京天文馆创建人之一。他曾获得中国科普作协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科普作协成立以来成绩突出的科普作家”证书。国际小行星中心批准把6742号小行星命名为“卞德培”。
卞德培对青少年普及科学知识极为重视，使青少年从小热爱科学，树立科学态度，掌握科学方法。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都是非常必要的。
卞德培没有上过大学，凭着他的刻苦和睿智，通过自学，使他对天文学有广泛的了解，并有宽广的知识基础。他希望别人也能分享宇宙之美，于是走上了天文普及之路。卞德培的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但他更多的是写给青少年天文爱好者的。1964年，他为上海《儿童时代》写了一篇《六十多吨重的一枚硬币》，可以看作是这一时期科学小品的代表之作。首先文章的题目就是一个大大的悬念，硬币谁都见过，但怎么可能会有如此重的硬币呢！？这对读者有强烈的吸引力，会对这篇文章产生浓厚的兴趣。在读者了解了原子的构造、物质的密度等基本物理概念后，作者指出，这么重的硬币在现实生活中是没有的，但可以用来制造这种硬币的材料却是有的。这种在地球上找不到的材料就是组成白矮星的物质。我想，当时还未发现中子星（即脉冲星），如果当时作者知道还有密度更大的物质，也许还会写出更加新奇的知识。
《六十多吨重的一枚硬币》的遣词造句很讲究，文笔活泼，平淡之中显见新奇，牢牢地吸引着读者，从中获得知识，也获得了一些趣味。由此可见，卞德培对科学知识的深刻理解的同时，也表现出很强的驾驭语言的功力。从《六十多吨重的一枚硬币》的内容中，也反映出卞德培的语言风格极富感染力。
吴观周的《曹冲称象》（《人民日报》，1965），从今天看，已有许多版本了。这个故事差不多成了中国儿童必读的故事，甚至英文版也不止一个吧！作者要介绍的是阿基米德定律，是借曹冲称象的故事来引人。对于曹冲称象的方法，作者也点明，这是一种利用浮力测量的方法，具体地讲，是力的平衡法。由于要讲解科学原理，文章的写法虽然朴素，不花哨，但逻辑性很强，应该是一篇好文章。
中国古人关于物理学的认识活动作为中华民族科学探索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有必要了解和研究。王锦光长期研究中国古代物理学史，作出重要贡献。他在《中国色散史话》（《科学画报》，1966年第2期）中引用古代文献，深入浅出地向读者讲述了中国古代在色散方面的研究成果。这样，读者可以根据史料做出自己的理解和判断。
彩虹现象是人类看见和记录的最早的色散现象，也常被称为“虹霓”或“霓虹”。由于彩虹是大气中的光现象，像蜃景（如海市蜃楼）一样都被归类为大气光象。古人对彩虹的记录非常多，王锦光的文章对彩虹与降雨的关系，彩虹产生的条件，特别是唐朝的孔颖达的彩虹研究，正确地说明了彩虹形成的原因。对此，中国人的研究竟比欧洲人早了600多年。
关于虹霓的研究，唐朝另一位专家张志和，他创造了“人造虹”的实验，用以验证关于虹的形成原因和条件。对于这个实验，在绿地上喷水时，令人也常常会看到这种现象。
除了大气光象，有些晶莹的矿石也会产生色散现象，在中国古书中有不少的记载。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有关于“放光石”的记载，方以智的《物理小识》中也记载有峨眉“放光石”产生的色散现象。他们都注意到，这些石料都是六棱的或三棱的。
作者利用中西方在色散研究的成果进行对比，让读者了解了中国古代物理学的成就，以增强中国人的自信心，有利于培养读者的爱国主义情怀。
鉴镜的《西汉古镜“透光”之谜》（《科学普及》，1975年第12期）也是关于古代光学研究的文章。由于要涉及历史和光学知识，文章是比较长的，为此，作者设计了三个小标题。把“透光镜”最早编入教科书是日本人，是19世纪。日本人把“透光镜”称为“魔镜”，国际上也有叫“日本魔镜”的。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曾在日本召开了一次科学史的国际会议。在会上，日本的科学史家展示了“魔镜”和介绍“魔镜”的纪录影片，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兴趣。当然，这也触动了中国学者和一些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曾叮嘱专家，应该把“透光镜”复制出来。这篇文章中提到上海一些科技人员将这个工作完成，大概是把这件事告知读者，还要讲一些原理。
作者首先提到1959年的《人民画报》登载的图片，内容是西汉的“透光镜”，收藏在上海博物馆。由于这种古铜镜能“透光”，可谓神奇无比，还可借此物来驱除魔妖之类的鬼怪。
作者先是说明古镜的“透光”原理。铜镜本不会“透光”，所谓“透光”是说，这种铜镜的表面有轻微的凹凸不平（但不会被看出来），镜面的材料也稍有不同，这些都会影响镜面的反射。对此，中外的科学工作者都进行过研究和说明。所以，铜镜本不“透光”，只是由于镜面的规则起伏，造成了特殊的影像。这种影像与铜镜背面的花纹类似，所以给人的印象是“透光”的感觉。
在文献中，最早留下关于研究工作记载的是北宋沈括和元代的吾丘衍（或吾衍）。可见，研究“透光”之谜已有千年了。到19世纪30年代，又有英法科学家参与研究，与中国古代科学家的认识基本一致。
文章的重点当然在于“透光镜”的复制上，即利用铸造技术复制铜镜。这部分内容介绍的比较得体，但不够详尽，特别是关于它的原理。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写于“文化大革命”末期，文中并没有当时流行的“套话”，比较客观地介绍了中外科学家研究“透光镜”的情况，文字铺叙得也很朴实。从篇幅看，作者较为恰当地将光学知识介绍出来。当然，这篇文章是有些难度的，原因是多数读者缺乏古镜的知识，也缺乏铸造的知识，其实光学的知识并不复杂，只不过“透光”二字会使读者产生一些疑问，作者有针对性地讲解其中的原理，不过，话说回来，多读两遍，也会弄明白，也会有收获的，
长风的《长钢轨》（《科学实验》，1972年第7期）是从京津铁路讲起，因为经过技术改进，这条铁路所铺设的钢轨都换成了很长的钢轨。那有多长呢将8根钢轨焊接起来，长度可达100米。在敷设钢轨时又将10根钢轨焊接成1根，即1根实际铺设的钢轨长达100米。为什么原来的钢轨短（12.5米），现在的钢轨长（100米或1000米）呢？在小学的《科学》课本中就有关于热胀冷缩的知识的介绍和讲解，老师还会举出一些例子，如架设电线要有一些余量（所以电线都垂下，成弧线），钢轨与钢轨之间要有缝隙（叫“伸缩缝”），用预制的钢筋混凝土板拼接成的墙体，在“单元”与“单元”之间也有一些缝隙。
关于钢轨，作者进行了简单的计算，以说明普通钢轨长度为什么如此设定，即钢轨之间的缝隙宽度是11毫米，并由此限定钢轨长度应该为12.5米长。这样看来，钢轨之间的缝隙确是无奈之举，车轮与钢轨的缝隙处要产生剧烈的震动和巨大的声响，对乘车旅客的休息不利，对钢轨和车轮也会产生损害，给养路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
作者还不满足钢轨伸缩量的计算，他还计算了由于季节带来的温度变化，会使钢轨纵向产生力的作用，相当于120吨重物的力量。正是如此大的力量，使钢轨之间必须预留缝隙。另外，产生如此大的力量，对线路的设计也会产生一些限制。
作者介绍铺设长钢轨的好处，并介绍了少许的技术指标，使读者对路轨的整体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这篇文章中的计算内容较多，但都不复杂，并不会形成阅读的障碍。这种以定性介绍为主，辅以少许定量的内容，在理解上还有一些帮助。由于内容较多，文章就比较长，但作者并未设小标题，使得读起来比较连贯。
这篇《长钢轨》真不失为一篇铺陈得很好的科普文章。
50—60年代的10余年间，报纸期刊的编辑人员为了传播科学知识，登载了大量的科学小品。在1961年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叶圣陶先生的《多登载知识小品》。叶圣陶的号召并不限于科学小品，在文中所举出的例子还是小品文《昆虫的害和益》。叶圣陶认为，“知识，谁都是越广博越好，一个人只会嫌知识少，绝不会嫌知识多”。不幸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情况却如叶圣陶所言，有些人嫌知识多，还讲“知识越多越反动”这是后话，也与叶圣陶无关。对于写作者来新说，叶圣陶也谈了一些，“写这类文章，最好着眼在引起读者的积极性，培养读者的好习惯，使读者不仅读过就算，还能随时地在观察、试验、查考、推断等等方面下功夫。如何做到这一点，全靠作者的匠心”。这样的要求是够高的，但也应该这样的高。
不只是在报刊上多登载科学小品，这些小品文还被结集出版。例如，1962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知识小品》。这也算是对叶圣陶号召的回应吧！这本小册子共收录了52篇小品文。著名的科普作家高士其为此写了“序言”。他在“序言”中说“知识小品，是科学小品的别名。”这使小品文的范围就更广了。他还说“知识小品，是普及知识、宣传科学最有效的武器之一，它是以短小精炼、丰富多彩、生动活泼、通俗易懂见称，因而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在“序言”末尾，高士其还指出“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有更多的人加入这个队伍，为创作知识小品而战斗。”
其实不只是科学小品，当时也有一些人写作“杂文”（相当于社科或人文的“小品”吧！），如著名的历史学家吴晗与北京市的领导邓拓和廖沫沙以“三家村”名义写了许多很好的杂文，邓拓还以“马南邨”的笔名发表了大量杂文，并结集《燕山夜话》出版，文学性和知识性都是小品文中的精品。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为了顺应中国科技快速发展和快速的工业化步伐，高士其还写了《怎样写科学小品》。他定义的“科学小品”是“科学与文学‘结婚的产儿’”，它的特色是“短小精悍、丰富多彩、生动活泼”。对于写作的要求，高士其提出了三点，即“科学内容和思想教育结合起来”，“科学知识和生活实际联系起来”，以及“科学和艺术融化起来”。应该说，第三条是有难度的，这是由于“艺术是科学最好的助手”，“写作科学小品，要经过艺术的冶炼”。
我们的读者会发现，在我们选录的科学小品文中，似乎有趣味的并不多。对此，著名科普作家顾均正，于1978年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科普创作座谈会上读起他的创作经验时，用的题目是《引人入胜》。他认为，“过于追求趣味，也有它的不健康的一面。我们写文章，绝不能单纯为了追求趣味而忽略了它的思想性”。
那我们看看顾均正的《不怕逆风》（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这是一个科普文集，我们从中选出三篇，即《“北京来到了我们面前”》《不怕逆风》（用作了书名）和《开水的声音》。《“北京来到了我们面前”》主要讲相对运动的知识。由于用的对话形式（现在已经很少用了），知识讲得很详细，好像是老师给学生讲解知识，要讲清楚为什么“北京来到了我们面前”。作者还把运动的场所从地球引申到太阳系，从现实引申到几百年前的哥白尼和伽利略，适当地从观察引申到思维的层面。应该说，相对运动不是一个简单问题，特别是对学生或读者的世界观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正像作者在末尾写道“因为现在人已经可以飞出地球去，进入了宇宙空间。过去我们人类被牢牢地束缚在地球上，总是以地球为中心来看这个世界。”“地球中心”的观念是要不得的，尽管能从心理上得到满足感。
《不怕逆风》是讲在风中行船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对一个船工并不算什么，他全凭经验，可在风中自如地行驶，真正是“不怕逆风”。但是，要搞清楚如何在风中行船可不易。为此，作者加了一个受力分析地图示。文字量并不大，但读起来仍是有难度，至少要学到高一物理学的水平。如果船工看到这篇文章，能明白他在逆风中之所以要行驶“之”字形的路线，也许他会有些感想的！
在《开水的声音》中，作者先就读者注意（也许过去未注意过）的现象，即将冷水或开水浇在地面上，听其响声，看有何不同。作者写到，冷水浇地发出“清脆的噼拍声”，开水浇地发出“低沉的波波声”。如果作为一道作业题，这样的现象是不易解释的，因为不知这要从哪个学科去分析，如温度升降影响水的密度，或空气分子溶入水中所产生的影响，还是水分子在不同温度下的活性问题。所以，作者列出的问题是一个发散性较强的题目。
作者是从溶入水中的空气入手，冷水中和开水中的空气量是不同的。作者花了许多笔墨来论证（三点），以说明水中的空气对声响没有影响。由于温度变化，对水的密度有影响，但影响很小，作者给出数据，即10—100℃的水，其密度只相差0.41%。这种影响太小了。第三种因素是分子的活动能力。作者指出“粗看起来，好像对物体的发声不会有什么影响。”经过仔细分析，温度造成的分子活动能力真的影响了水撞击地面的声响。
由此可见，发散性的题目对人的科学思维的确是有益的。作者带着读者绕了一个大弯子，至少我们从三个角度去思考，考验了我们的知识水平和应用知识的能力；同时也学到了一些知识，或巩固了学到的一些知识。这正如顾均正谈到他的创作体会时说“我们必须引导读者在获得科学知识的同时，能够学会用辩证思维来观察事物和分析物体。”
从《开水的声音》来结合顾均正的经验谈，我们更能体会顾均正的说法，“一篇科学小品的开头，写得好不好，是关系到整篇文章的气氛的”。《开水的声音》的开头是分别用冷水浇地和用开水浇地，产生声响不同“噼拍声”和“泼泼声”。都用的是象声词，读者好像真的听到那两种声响，这能不吊起读者要读下去的胃口吗？也许还会产生一些联想吧！
苏联科学文艺作品在新中国有广泛的读者，这些作品注重向读者灌输“爱国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