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杰军的《“偶然”的启示》（《科学24小时》，1980年第1期）讲了历史上三次重要的发现，但它们都与无线电波有关，而且又是“偶然的”。历史的过程往往就因“偶然”而有些色彩，也多为“故事家”所演绎。
文中的第一个和第三个故事都是接收到“无名的”信号，这两位科学家都未放过这些“无用的”信号，并作出重大的发现。美国的贝尔电话实验室(作者写成“贝尔电话研究所”，今天改称为“贝尔实验室”，当时隶属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今天隶属于美国朗讯公司。)詹姆斯开创了射电天文学，为天文观测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而且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窗口”。今天的天文观测结果中，射电技术几乎难以被忽视，而詹姆斯使用的研究无线电通讯技术的接收机就被看成第1架射电望远镜了。第三个故事是讲英国剑桥大学的射电天文学研究工作，但未点出人物；主要人物有两位，一个是贝尔（一位在读的女博士生），另一个是她的导师，叫休伊什。脉冲星的发现主要是贝尔做出的，这与她的细心是有关系的。但这个发现还留下了一些遗憾。由于脉冲星的发现使休伊什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但却忽略了贝尔的成绩。唉！太不公平了！脉冲星的发现对恒星演化的理论提供重要的佐证。人们还意识到科学发现的确认的重要性，特别是女性科学家的研究成果的确认，这也使脉冲星的发现不再是简单的问题。
第二个故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事件。在一次空战中，当德国飞机飞临英国的空中时，在英国的雷达屏幕上出现了干扰。这是人为的吗？在调查时，英国的科技人员发现，并非人为，而是太阳产生的磁暴的干扰。这个故事讲的是对雷达接收信号的影响。在“打仗”时也要进行科学研究，正是科学家从雷达的干扰中找出了“真凶”，不是法西斯，而是太阳。
偶然的发现并不多见，但并非没有，也许被科技人员放过去的更多，如X射线的发现（德国科学家伦琴）和青霉素的发现（英国科学家弗莱明），它们都曾分别被美国、英国和日本科学家“先看到”了，但不是“发现”。事后，“看到”的科学家都从中吸取了教训，但没能得到发现的“优先权”。看样子，还是法国科学家巴斯德说得好，“机遇总是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这篇文章多少有点儿“遗憾”，如果能从方法论上讲几句就更好了，只讲几句就行！
魏世杰的《转动的魅力》（《科学文艺》，1980年第3期）中有些有趣的故事，如作者一开始就讲“懒婆娘”（陀螺），讲儿童游戏的快乐。作者是以第一人称来写的，还可能有些真实的经历。“我”是喜欢“欣赏转动”现象的。“我”在军舰上看到了确定方向的仪器——陀螺定向仪，并且联想到孩提时代玩的陀螺。“我”还参观了研究微观粒子的回旋加速器。粒子在加速器中旋转时能获得极大的能量，而后再经加速的粒子去打击原子核，以研究原子核的构成和发现更多的新的粒子。接着，“我”又罗列了更多的转动的现象，甚至在远古时期的原始人使用的纺锤和取火用的钻杆等。最后，作者提到伽利略和布鲁诺坚持真理，“坚持地球是转动的这一真理”，讲转动的研究，也不忘宣讲科学精神。这是探索真理的过程应倡导的批判精神。
朱毅麟的《“且待三更见日头”》（中国青年报，1981年9月12日）是一篇很有趣的文章。题目是一首古敦煌民歌中的歌词。这句话是这首歌中的一句发誓的“誓词”。本文的主旨是讲，古人认为，“三更见日头”是不可能的；现代人依靠新的技术会改变这种看法。就一般的自然现象，我们最常见的是，“旭日东升，夕阳西下”。作者指出，“太阳从西边出来”并非不可能，比如，金星相对太阳的运动就可能会导致“太阳从西边升起来”。作者讲述的另一种现象是白天为什么看不到星星。作者指出，在地面，阳光强烈，星光淹没在阳光之中在平流层航行的飞行员会看到，天空呈暗黑色，这时能看到星光。如果飞行到几百千米的高空，即大气层之外，则不仅可以看到星光，而且星光会呈现出明亮的辉光。
最后，作者绕了一个大弯子才回到“三更见日头”的现象，并且把读者带进宇宙飞船之中，在这里可以实现“三更见日头”，并且是不稀奇的。借此，作者进行了总结，“任何真理都有条件”，并且认定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的道理”，即“真理的相对性”。
刘学铭的《谁持彩笔画“光花”》（《知识就是力量》，1981年第1期）讲的是一种冷光现象，即荧光现象。所谓冷光，它不是像火光或白炽灯光，像作者所说的：“多半是一些金属的硫化物，它们被光照射后在暗处能发光，因此也叫夜光体。”这种能发光的颜料在宋朝就被画家应用过。在一幅画中，白天看时，有一头牛在奔走着，入夜后，这头牛就站在槽头了。这种画法实际上是在颜料中加了荧光粉，这也的确是个聪明之举。今天的荧光粉应用得更加广泛，作者有一些描述，这种描述有些文学性，既说明了作者的写作水平，也反映了在内容中显示出的美妙。
陆若冰和徐媛的《明察秋毫之末》（《科学天地》，1981年第5期）的题目有些文学性，还形成了一个悬念。作者从孟子的话（“明察秋毫之末”）入手，讲到人眼的分辨率（但作者并没有用这个概念），他指出，人眼的分辨率并不高，尚难以称得上“明察秋毫之末”，所以讲到荷兰显微镜学家列文虎克。由此开始了从光学显微镜到电子显微镜的发展历程。对于电子显微镜的知识基础，作者谈到了最重要的知识——电子的二象性，即“电子既有粒子性，又有波动性”。正是电子的二象性的认识，导致了电子显微镜的发明。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截至20世纪80年代），电子显微镜比起光学显微镜的放大倍数已经提高了“近千倍”。作者还提到中国于1964年研制出的电子显微镜（放大倍数为20万倍），到80年代放大倍数达到40万倍。作者叙述了电子显微镜的许多功能，这也就应了“明察秋毫之末”的说法。这篇文章也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列文虎克进行显微学的研究的时代是在17世纪，作者说是“16世纪”。
魏以成的《寒山寺的钟声》（《我们爱科学》，1981年第4期）为了显示小品文的文学性，联系了唐朝诗人张继的名诗《枫桥夜泊》。这首诗不但在中国有名，在日本也很流传，所以在1981年的除夕有500 多名日本游客来苏州聆听这雄伟的鸣响。尽管很多人上小学时就会背诵这首诗了，但寒山寺的钟声还有什么奥秘吗？为了说明，作者先普及了必要的声学知识，并且把声学知识还写得稍微深入些。为了证明这些知识是对的，作者还举了两个例子。从今天的眼光看，这篇文章的知识讲得不错，的确使读者都有收获，但是钟声的文化味道几乎为零。如民间人士认为，人们听到钟声可以洗涤心灵，可以清除烦恼，这些是否还有些“唯心主义”的味道，所以在那个时代，科学的东西写得要足些，文化的东西写得不必太多，甚至还可以少些。
高继民和朱新望的《风啊，微微地吹》（《科学文艺》，1981年第2期）是一篇很好的文章。作者的文笔很好，描述的各种场景都很流畅，显示出作者的叙写才能。对与风有关的自然现象，作者在叙写时，还引用了一些诗词的名句。作者还反复强调“有风”和“没有风”时会如何。风不仅为人类带来了利益，带来了好的心情，丰富的感受；而且还为人类带来了损害。作为科学知识，作者也进行了普及，并且还通俗，也易懂。最后，作者再次描述了风，且很抒情地进行了描写。再次显示了作者的文学才能，还有科学与文学结合的才能。这真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小品文！
端木蕻良的《虹》（《智慧树》，1982年第2期），文章主要为文学内容，文学色彩很浓，因为端木蕻良是一位文学家。在这篇文章中，由于讲的是虹，是一种自然现象，端木蕻良作了基本的科普，但是他并不满足于此。他先讲到虹的发音，再讲到虹的传说；讲发音是为了“显示”作者的学问，讲传说，似乎也要显示母亲的“学问”和民间的文化。作者还从虹引申出红外线和紫外线，是为了扩展对光的认识。文章中，唯一使我感到遗憾的是，“对于龙吸水的那种想象，也就随着时间而消逝了。但这没有什么可惜的……。”由此可见，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在提倡科学知识的普及时，对于文化层面的东西，往往是不重视的。以至于，我们今天要去回忆，要去寻找那些“并不可惜”的东西。也许作者在《虹》中去除“非科学”的东西，也是值得今人深思的。
黄天祥的《落日的幻觉》（《科学与生活》，1982年第6期）集中在色散的知识上，并不是像以往的文章，一般性地讲讲七色光，而是讲更深的知识——瑞利散射。借此来说明“落日的幻觉”，如落日变扁，“亮弧”和“暗弧”，以及紫光的原因。可见，这篇文章的知识点是比较多的，读起来并不轻松，但是作者却充分地发挥了科学的解释功能，并且提醒读者观察落日产生的“幻觉”和“幻觉”背后的知识。
吴伯衡的《物理学王国的“独角兽”——磁单极子》(《希望》，1983年第5期）讲的是物理学中最奇妙的粒子之一——“磁单极子”。虽然理论家早已作出了预言，距今已有80多年了，距作者写作之时也有半个世纪了。理论家讲起“磁单极子”可谓言之凿凿，可是实验家就要过“苦日子”了。作者介绍了一些实验物理学家的装置，但至今（2013年）仍未能确证“磁单极子”的存在。所以，“独角兽”何时能走近实验家，走进实验室中呢？在文中，作者提到众多的物理学名家，特别是英国物理学家狄喇克，“磁单极子”就是他的杰作！附带说一句，狄喇克常常被译成狄拉克。一些翻译工作者主张译成狄喇克，类似的还有“克喇末斯”（不是“克拉末斯”)，但是响应者寥寥。类似的还有，海森伯或海森堡，合理的译法是人名用“伯”，地名用“堡”；虽然有道理，但响应者也是寥寥无几！这是题外话。
王惠林的《一束激情的信札》(《青年科学家》，1987年第1期）是一位署名“激光”的六封信。每封信都“自我”介绍激光的基本原理和功能。从信的内容看，如果写不好，会很枯燥的。但是激光的自我介绍，使这些内容变活了，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应该说，这篇文章如果不采用第一人称，只讲激光的原理和功能，会显得很僵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