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书话是伴随图书出现应运而生的一种文体。书话作品一般来说文章很短，容不得废话连篇，必须三言两语，直奔主题。所以写书话看似容易，千把字的文章，其实要看很多书，平时还要多留心，有积累，才能到时候提笔成文。写出新意，挖掘他人未曾道及的内容，是我写书话的一个重要法则。

一、写书话的勇气

岁月如歌，转眼间进入人生的退休期。以前，为稻粱谋，为事业，为这为那而忙碌的日子，突然像火车到了终点，一切都戛然而止。这时，除了轻松、愉快之外，突然意外地发现，我变成了时间的富翁，每天可以支配的时间太多太多，再也不必匆匆忙忙赶公交车去上班，也不需要心急火燎赶去参加那些乏味的会议，正如有人形容，除了闲暇、闲暇，还是闲暇，我也成了三闲人物了。

有了闲暇，总得找点事儿消磨这漫长的时光吧。我这个人很笨，很低能，既不会跳舞，也不会打麻将，就在这时，两个因素促成了我的书话写作。

一是退休后有了闲暇，使我能够隔三岔五地逛潘家园旧货市场。我对那儿琳琅满目的珠宝古玩红木家具并不太感兴趣，倒是那些摆在地摊上的一堆鞋破烂的旧书吸引我的眼球。大概是读书人的呆痴症吧，一到那儿，双脚就挪不动窝儿了，蹲在那儿翻呀找呀，偶有所获，则大喜过望，忘了腰酸背疼，忘了口干舌燥。后来迁居到昌平乡下，离潘家园太远，所幸小区附近的农贸市场，居然也有两三家旧书摊，虽说比不上潘家园，但有时也能拾得遗珠几颗，令人喜出望外。于是乎，冬去春来，我的几个书架渐渐拥挤不堪了。

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却是至关重要的，当时《科学时报》的老友、热情的杨虚杰主编邀我为副刊写文。这张报纸后来易名为《中国科学报》，编辑也换了几茬，变来变去，报纸的风格不变，坚持办副刊的方针不变，特别是“读书”和“作品”两个副刊始终保持特色，越办越好。这是很不容易的。

这两个因素的碰撞，促成了我写书话的勇气。几年下来，竟然一发不可收拾，写书话便成了我退休后晚年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这些零零碎碎的小文章竟然被出版社看中，重新编排出版，而且有幸获得大奖，这倒是我没有料到的。总之，能够读书，写书话，是我很喜欢做的事，它鞭策我去买书，读更多的书。书读多了，可以比较，促我思考，于是我对书也有了新的理解，不会轻易地盲目崇拜，也不会被作者牵着鼻子走，辨别是非，扬弃谬误，汲取营养，从中获得一知半解，我写的书话多半也是由此而来。

二、书话古已有之

谈起书话，有必要扯上几句题外话。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在纯文学界，书话这一类的作品是很多的。我们比较熟悉的某些作家，他们颇具影响的作品不是小说或者其他，恰恰是书话，比如唐弢、黄裳、姜德明、董桥、陈子善、冯亦代、董乐山等。书话的出版一直是图书市场的一个方面。

众所周知，书话是伴随图书的出现应运而生的一种文体。我国古代即有为书籍写跋、序的传统，内容涉及版本、装帧、购藏经过和读后印象，这就是最早的书话。过去对版本的梳理校勘是书话的一个重要内容，已经演变成专门的学问。现在的书话发展也比较成熟，随着出版业的发达，书话的范畴更加广泛而精深，它已经不满足于内容的评介，诸如版本的演变、作家的身世与写作背景的考证、出版的经历与波折、插图与装帧的演变、译本的演变与翻译的曲折遭遇，以及书籍出版的社会反响等。甚至与书籍有关的藏书楼、书店、国内外书展等也成为书话的特殊话题，台湾女作家钟芳玲专注世界各地的书店采写的《书店风景》，就是一本别开生面的另类书话。另外，不少书籍涉及特定时期特定环境的敏感话题，其问世后常常伴随时代的风雨，而作家的命运也因之受到这样那样的影响，这就从某个方面也丰富了书话表达的内容，例如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

因此之故，作为倡导学术研究、繁荣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书话的出版一方面为作家所青睐，另一个方面出版社也很重视。（编者语：除了出版社，读书类报刊杂志也是书话的重要阵地，如《读书》《万象》《文汇读书周报》《中华读书报》《世纪书窗》等，有的还开辟了“书话专栏”。）在许多报纸的副刊上，书话由于短小精悍、言之有物，受到读者的欢迎。我所见到的书话出版物，有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近人书话系列》，收有胡适、叶德辉、梁启超、林语堂、刘半农、顾颉刚、郁达夫、王国维、蔡元培、林琴南、刘师培等学者的书话；北京出版社的《现代书话丛书》，包括鲁迅、周作人、郑振铎、阿英、巴金、孙犁、黄裳等人的书话。至于许多学者、作家的文集中，书话往往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由于书话涉及范围极广，在传播知识、陶冶情操、倡导阅读风尚等方面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现代媒体如电视、广播和网站也很重视开辟形式更加活泼的书话栏目，包括作家、出版界与读者互动的节目。凤凰卫视的专栏节目《铿锵三人行》不少内容即是涉及书话。在各种期刊中，有不少专门的高水准的书话杂志，拥有特定的读者群。这在中外出版界皆是普遍现象。

不过话说回来，相对文学界，我国科普图书的书话作品似乎比较薄弱，虽然时而能看到一些科普图书的书评，但是从更加广泛的范围，去发掘科普图书背后的故事，衍生科普创作的引人胜的内涵，这类书话还比较少见，（编者语：这一状况值得关注。从书话的角度开展创作，可以将更宽阔的内容纳入写作视野，发掘出更多有意思的话题，同时，也能引发更多的人关注科普领域的创作。）当然也许是我的孤陋寡闻，具体原因我也不甚了解。

三、写书话的法则

写出新意，挖掘他人未曾道及的内容，是我写书话的一个重要法则。（编者语：书话写作如此，其他的文本创作亦如是。好的作者、好的作品永远在创新的路上，书写自己的独到见解。没有新意的写作，成不了上品。）

书话作品，一般来说文章很短，容不得废话连篇，必须三言两语，直奔主题。所以写书话看似容易，千把字的文章，其实要看很多书，平时还要多留心，有积累，才能到时候提笔成文。比如老作家汪曾祺与科普的一段因缘，就是不大为人所知的“文坛佳话”。事情发生在1958年，汪曾祺被扣上“右派”帽子，下放到河北张家口的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他被安排给土豆画图谱，“我的巨著是画了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汪曾祺以黑色幽默的笔调描写了那个荒唐年月的荒诞事儿。人生路上这一段曲折的经历，让这位作家的生涯与科普结下了不解之缘，也为中国科普史添上了珍贵史科。我据此写成的《汪曾祺的科普缘》发表后，很快就被几家报刊转载，可见很受关注。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忽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宋代大诗人陆游68岁写的这首诗，幼时即印入我的脑中，于今暮色苍茫之际，我虽没有放翁如此豪情，但家国情怀并未淡忘。我写的《来自乌苏里大森林的报告》和《契诃夫笔下的库页岛》，明眼人一看就知，不论是俄国作家阿尔谢尼耶夫的《在乌苏里的莽林中》，或是契诃夫的《萨哈林旅行记》，前者记述的黑龙江右支流乌苏里江以东至太平洋岸约40万平方千米的山岭，后者即是面积为7.64万平方千米的库页岛，这些地方以前都是我国的领土，后来被北方的强邻霸占，至今也未归还。我也多么希望后世子孙勿忘国耻，有一天，“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示儿》），那是多么开心的日子啊！《钓鱼岛的风波》和《731细菌部队的罪证》这两篇书话，同样寄寓了我对日本侵略罪行的声讨和言之有据的清算。

四、写书话的意外收获

将零散的资料加以提炼，并且按图索骥去追踪相关的线索，然后系统整理，往可以获得非常有趣的结果。这是我在书话写作过程中的意外收获。（编者语：写作，原本是辛苦的，但是，在创作过程中，一些意外的发现却能给作者带来无限的惊喜与快乐。）这里可以举《望远镜和中国最早的科学小说》为例。

《十二楼》是明末清初一位颇负盛名的戏剧家李渔的作品。李渔，又名李笠翁，他多才多艺，不仅创办戏班子，到处演出，还经营出版，《芥子园画谱》就是其中影响最广的出版物。李渔创作的话本小说集《十二楼》收有短篇小说12篇，其中的《夏宜楼》虽然沿袭传统小说才子佳人喜结良缘的老套路，但是穿针引线的却是当年一件高科技产品——望远镜！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的第二回，还以词牌形式，详细介绍了望远镜、显微镜、放大镜等多种光学仪器的来龙去脉，用现代语言来说，即是科学普及吧！

要知道，李渔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卒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查史料，明天启六年（1626）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在我国出版了一本附有插图的系统介绍望远镜的书《远镜说》，并将一台望远镜带到中国，这是望远镜传入中国之始。以后望远镜进入宫廷，逐渐传播民间，这也是李渔创作《夏宜楼》的历史背景。经过一番考证，可以确定《夏宜楼》是我国第一部以望远镜为重要角色的科学小说。这是治中国科学小说史的学者应予注意的。

我的这篇书话一经发表，立即受到台湾科技史专家的兴趣，并收入海峡对岸的学术刊物之中，这也是我始料未及的。

写书话是快乐的，它成全了我的读书之乐。由读书而思考，也成全了我的思考之乐。偶有所得，虽是浅陋，也带来心灵的喜悦。这又是一乐也！

读者诸君，如愿分享我的快乐，不妨去看看我早已出版的《林下书香》和将要出版的姊妹篇《书林漫步》。【文章选自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主编的《科普创作与编辑——第三届获奖作品佳作评介》（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主编：张志敏、陈玲）】

编者：邹贞

作者简介

金涛：记者，著名科普作家，编辑家。第一届“王麦林科学文艺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