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弱权关系下信息流动的新特征
等权关系的前提条件需要具备两种可能，一是网络交换处于随时可以共享的无阻隔状态，二是网络节点的每一个位置都与其他位置处于并列关系。但是，无论是网络交换关系还是网络节点位置，都会因为网络自身极不稳定的结构而面临随时被排除、被选择的可能，这也意味着在新的传播技术条件下信息流动趋向于弱权关系，并在弱权关系下获得了很强的流动性。但是流动性强也表明信息的挥发性很强，迅速传递和瞬间遗忘就成为新背景下信息交流的基本特征。
（一）信息交换的异质鸿沟
“异质鸿沟”指的是不同媒体介质和信息流动方式之间出现的信息交换障碍。“鸿沟”的存在一方面表明内容在质态上存在着巨大的“异质”差异，传统媒体是“原子”形态的生产模式，看得见摸得着，数字媒体是“比特”形态的生产模式，隐形于虚拟的数字编码之中;另一方面表明不同社群之间在信息消费的观念和态度上存在巨大差异，个体趋向于寻求兴趣、爱好和价值观趋同的群体来构成自己的“同质舒适圈”，而与自己“趣缘”圈层之外的世界形成切割。新的传播技术作为基础设施已经成长为信息传播体系性的根基，比特化、代码化被认为是跨越媒体介质和信息圈层“异质鸿沟”的桥梁。
代码化对传播技术而言是一次革命性的提升：一是代码化完成了从新闻到信息的数字编码，使得新闻实现了数字化的无限存储，从“原子”传播形态进阶到“比特”传播形态，新闻变成了一种数码信息，不必再依赖原子介质的物理媒介作为传播渠道，这使得新闻摆脱了储存空间和出版周期的限制，实现了人类可以随时随地获取和分享信息的自由。二是代码化实现了信息的非物质性生产，传播不再依赖体积和重量等物质基础，变成了完全虚拟的代码，不仅传播成本大幅降低，而且也不会出现因物质性介质自身的空间固化和质量耗损而造成的信息传递偏差。
但是，代码化也带来一个弊端，那就是信息交换过程的稳定和平衡越来越多地依赖程序控制和通行关口。尤其是由于需要借助各种各样的程序、代码和关口来阻止媒介资源被有害使用，网络自身的安全成为维系媒介权力正常行使的刚性要求。这实际上意味着我们当下所经历的媒介社会里的所有关系，在事实上已经程序化和代码化。媒介网络自身的发展已经证明，所有被使用的代码和程序都不仅仅是基础设施的一部分，而且是传播关系组成的一部分。通过代码的设定实际上设定了用户参与传播的方式和有效性，支撑代码的背后逻辑是媒介社会所彰显的个体自治的边界和公共准则的保障。
（二）过度供给的“信息烟雾”
尽管能够接触的信息量足够大，但是我们所能够消化的信息依然是有限的，而且有用的信息依然是稀缺的。在有限和无限之间形成的冲突就成为“信息烟雾”。“信息烟雾”有四层意思：其一，网络空间之中存在大量垃圾信息，这些垃圾信息的存在形成了一道屏障，需要穿过这些屏障才能寻找到需要的信息，这道屏障就象存在于现实世界的烟雾；其二，技术应用存在着差异，网络上的舆论不一定是真实民意的表达，需要有基本的媒介素养才能拨开“云雾”发现真相；其三，利益集团依靠手中掌握的技术进行暗箱操作，这直接导致了人们所看到的信息或许不是真实信息，形成了信息的人为污染；其四，即使是个人真实意愿的表达，也因为基于个人视野的局限而出现偏差，这些偏差已经成为遮挡人们看清世界真面目的“烟雾”。
“信息烟雾”的产生，有着技术的因素，也有认知的影响。因网络开放机制的存在，新闻信息的生产越来越私人化。而私人化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个体的偏好，这种偏好因为个体的功利性存在会偏离新闻基本规则和原始信源，这是“信息烟雾”产生的一个重要诱因。尤其是非专业新闻生产的勃兴，带来一个显著的问题就是越来越多的新闻出自个体的主观感受或者间接信源。大量真假莫辨的传闻、谣言都被上传到网络空间之中，意味着需要从更多的不一致和更多的矛盾信息中筛选事实和素材，这直接导致了新闻或者信息的阅读需要更加专业的知识来甄别，获取真相和知识由此变得更加困难。
真正的变化不是“大众媒体的终结和‘自媒体’文化的出现，而是二者融合，共同迈向一种新的认知方式。传统新闻媒体是作为信息把关人的角色存在的，如今，新闻媒体只是连接新闻制造者与公众的诸多渠道之一”。变化最大的是媒体的作用方式，已经从新闻的生产者和提供者，转变成为连接者，新闻生产者的地位被弱化，提供尽可能便捷的即时连接成为媒体首要的任务。新闻生产也因此而发生了变化，传统意义上新闻是由新闻人生产的、由新闻媒体负责供给的，新闻被理解为通过文字、图片和视频来传递明确信息的载体，也就是既要告知人们事实的字面意义，还要提供物理符号所诠释的内涵意义。但是，网络世界中的新闻不一定是由专业新闻人生产的，新闻媒体由新闻的生产组织者变成了信息的聚合者，组成新闻的文字、图片和视频等格式也变成了数字化的信息代码。过度供给所衍生的“信息烟雾”，使得即时性成为新闻信息化的一个显著特征。
即时性不仅对新闻的生产与供给产生了深刻影响，也对新闻传播活动的参与者与新闻事件之间的关系带来改变。在即时性信息生产中，曾经的新闻原始素材或者只是流传于口头传递的信息，如谣言、暗讽、指责、控告、猜测和假设等都被网络不加考证地接纳，即时、有趣和刺激成为新闻的吸睛点。大量即时信息的饱和供给改变了人们对于新闻完整性和准确性的期望值，“只要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回应大众好奇心，就能够成为大众最好的服务者。”
实际上，新的传播技术数字化的存储和即时性再生产的能力，才是个体与世界的连接、个体的记忆和内容复制变得更加容易的关键力量，这种力量才是深刻影响即时性传播迅速集成、直接互动和大面积生产的关键要素。因此，即时性供给的背后其实是技术的逻辑在起作用，也就是新的传播技术把握在谁的手中以及如何运用决定着即时性信息的供给质量。
（三）“信息饱腻”与“信息监狱”
“信息烟雾”、“信息瀑布”和“异质鸿沟”等一系列现象在信息消费领域带来了“信息饱腻”和“信息监狱”等新问题，这些因素叠加形成的矛盾成为传播体系重构过程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信息饱腻”现象比较好理解，指的是不加过滤地接触海量信息会造成信息免疫力降低和信息感知能力的麻木，是信息饱和供给和过度传播环境下产生的消费反应。意味着大量信息侵入我们的日常世界却不会遭遇任何防御。而防御能力低下又强化了盲目的信息消费，没有选择地浏览可以接触到的一切内容，从而产生“饱腻”（satiation）感。“信息监狱”现象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指的是利用算法捕捉消费者的趣味进行“暗箱”操控，这种行为跟踪和兴趣定位会将消费者限定在一定的阈限之内。消费者越聚焦于推送的信息其接触的范围就越窄，最终消费者就被圈定在兴趣的孤岛之上，相当于算法给消费者构建了一个“信息监狱”。实际上，“信息监狱”可以被看作是由“信息饱腻”引起的一种“认知缺陷”和“感知麻木”。
独占式信息交换关系更容易产生“饱腻”现象（如图5），即所有B都经由A实现信息交换，其中A是多个边缘点B1、B2、B3的交换枢纽，对A、B来说具有双向“饱腻”的特征。相对A来说，三个不同方向的B反馈的内容具有趋同性。同时，A产生的“饱腻”会逆向影响到对三个不同方向B的反馈，从而导致两者之间的互动出现双向“饱腻”。当接受的信息越来越多时，每个新接受单位获得的价值就会越来越少，这就是饱腻现象的消费体现。这里的“饱腻”指的是在有限的时间段内，人们对同类信息的接受能力和对同类信息所保有的兴趣是有限的。
在图5所示之中，三个不同方向的B，虽然来自信息交换的不同层次，但是如果假定每个B向A反馈的信息量是均等的，那么A交换了3个B，而每个B则交换了1个A。显然，A作为传播信息交换的中心，其饱腻速度超过B，也就是为了保证作为传播中心的A不至于因为饱腻而衰减，就必须增加B的上传信息量，信息的交换才能得以继续。然而，随着处于中心地位的A不断趋于饱腻，作为交换方的B最终得到的有效信息会越来越少。这产生了第二个问题，那就是信息饱腻与时间成反比关系，也就是，随着时间变化作为交换方的B会从中心A处得到的有价值内容趋于减少。这是信息中心化生产必须面对的难题，“时间惰性成本”会使得用户获得有用信息的成本越来越高。信息传播在时间维度上的惰性，取决于对“信息饱腻”的反应程度，同样的量在不同需求面前达到“饱腻”的程度不同。因此，当我们谈论信息供给的时候，如果没有从需求的角度来进行评估，那么就会陷入信息传播有效性的“时间惰性”之中，随着时间的推进传播效果锐减。
三、弱权关系改变传播体系的运行规则
（一）形成新的信息生产关系
弱权关系在克服了强权关系的“话语霸权”和等权关系的“个体偏向”的不足之后，逐步成为一种新的信息生产关系。弱权关系下媒介资源配置和媒介权力行使，既具有强权模式下的独占性与强制性优势，又具有等权模式下的平等性与开放性优势，既强调媒介权力的行使要在公共准则范围之内，又提倡个体在开放的基础之上理性地表达自己的态度与观点。网络开放机制使得原本由个体让渡出来的新闻生产、信息中介和代言等媒介权力被大幅压缩，媒介生产力和媒介生产关系发生重大改变，这意味着媒体深度融合与新的传播体系建设不仅仅需要适应媒介生产力的变化，而且还需要在构建新的媒介生产关系上做出调整。
在弱权关系模式下，媒体从为大众代言转移到为个体提供即时的连接，从追求话语权和影响力转移到追求连接的效率和规模。这是新的生产关系所具备的新的二元性。也就是说，新的生产关系决定了新的媒介形态首先是私人化的，主要是基于个体与设备之间的互动关系来说的；其次是公共性的，这是基于通讯设备不得不通过公共网络被连接在一起，使用通讯设备的行为本身又变成了公共性而言的。这种新的二元性与新的公共性特征规定了新型媒体具备了两种不同的走向——既有社会整合的潜力也具有社会分裂的可能性。
（二）改变媒体的功能
尽管信息的即时性生产与消费带来了诸多问题，但是作为一种新的内容生产形式，即时性生产激发了全民内容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了公民声音的崛起，代表着信息生产方式的新的转向。媒体从新闻的生产者和提供者转变成为信息的连接者，新闻生产者和发布者的垄断地位被弱化，因此，提供尽可能便捷的即时连接成为媒体首要的任务。传播技术的进阶在改变传播形式与提升传播效率的同时，也让普罗大众获得了更加容易地参与这个世界，并且以自己的方式了解世界的机会，这在本质上带来了社会参与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的革命。新的传播技术在数字化存储和即时性生产方面的能力，使得网络成为人与人、人与社会、社会与社会相互连接最直接的手段，成为缝合个体功利性与社会公共准则之间的关键力量。这种手段与力量才是深刻影响即时性传播迅速集成、直接互动和大面积生产的关键要素。人们对传统报纸和电视失去耐心，并不完全是报纸、电视失去信息传播的速度优势造成的，而是人们希望改变认知世界的方式引起的。传播方式变化的背后是人们对世界认知的方法发生了改变。因此，提供什么样的传播体系其实就是鼓励人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认知世界，认识到这一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改变传播效率生成的路径
弱权关系所具备的自适应性和不断适配的特征，使得新的信息传播过程出现信息“双虞效应”，即信息关涉面越广、参与者越多，其信息传播效率就越高，这正是网络谣言得以迅速传播的机制。谣言在网络时代被放大，有多方面的因素，其一是网络开放机制使得大量原本未经核实的信息被不加过滤地上传到网络之上，失去了新闻把关人的控制，网络自然成为各种真假莫辨信源的策源地。其二是弱权关系下自我授权机制在发挥作用。弱权关系使得信息成为社会连接过程中个体关联的一种方式，人们习惯于依据自己的偏好，把自己对外部世界的主观感受不自觉地反映出来。这使得很多信息在上传网络的过程中就已经带上了个人的情感、态度的预设，这种事前的心理预设就成为不实言论得以广泛传播的温床。由于这种预设夹杂着鲜明的情绪更容易被接受和认同，而带着情绪的信息在网络节点中会更加容易被加速，被加速的信息就会获得更多的连接，从而借助信息的“双虞效应”获得更高的传播效益，这是弱权关系下谣言传播机制的原理。
因此，新的传播体系建设必须优先解决信息生产的“个体偏向”问题。“个体偏向”本身是相对于主流价值观而言的，指的是在主流价值之外的个体功利性。与传统媒体时代尽量让渡个体权力扩大社会公共权力的空间相反，新兴社交媒体的自我授权机制被无限制地放大，就会反过来压缩社会权力的空间，也因此社交媒体存在着巨大的先赋不足。在弱权关系下如何甄别信息的真伪而不陷入各种事前的心理预设之中，就成为一个需要继续讨论的话题。新的传播体系建设的首要任务不再是如何增加新闻信息的生产量，而是要推动人们在正确的位置使用这些信息和知识；不是要成为信息的提供者，而是要成为发声者;不是要成为代言者，而是要成为协商者。只有在现实政治的需要与民间诉求的表达之间取得协商一致，媒体深度融合的实践才能与社会发展和时代需求保持同步。
（四）提升参与社会整合的能力
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直接推动了信息生产与传播的去中心化。传播技术本身并没有中心与边缘的差异，但是技术所生成的连接方式以及结构形态，构成了信息资源配置的内在关系和信息资源供给的因果机制，这种内在关系和机制最终使得信息与信使、新闻与发送者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个体成为“新的中心”，本质上就是个体已经成为网络社会基本的连接要素。新的传播技术“使得信息在生产、发送和接收的过程中不必经过任何中间人的中转”。信息不需要经过中介的把关、考证与过滤，就直接被上传到网络，这个变化是革命性的，它让媒体作为一个中介机构失去了把关、考证和过滤的功能，也就是说，信息传播过程介入性的“审查制度”被新的传播技术消解。而这才是传统主流媒体遭遇被动局面的症结所在：新闻媒体作为信息中介和代理的中间权力被“人人发声”的机制所取代，信息变得透明和即时，对话变得平等和流畅，单向交流变成了多维的互动。网络居民不再是被动地接收者和信息消费者，而是主动地参与信息的生成、发送和传递。媒体的专业性并不比网民的业余化有更大的市场，人们乐意去消费那些未经证实的信息，这种传播动力机制的变化是传播活动变革的根本性原因。信息的利用者、消费者成为信息的生产者、发布者和上传者，这个变化导致“中间审级”被取消。这种“去审级化”的传播方式，虽然在时间和空间上减少了阻隔，但是也压缩了公共空间放大了私域空间，大量个人化的信息充斥在网络空间之中。这个变化其实显示出原子媒体、电子媒体与比特媒体之间的区别。比特媒体把我们带进了一个个人言论崛起的社会，这个社会建立在一种“去审级化”的交流基础之上，个体成为信息的“自我把关者”和“辨析者”。
弱权关系下新的传播体系如果无法控制和排除网络参与者彼此之间，以及他们与世界上其他网络参与者之间的信息流动，那么这个中心化的控制体系就会瓦解。“政治作为一种策略性的行动需要以信息的权力为基础，即需要拥有生产信息和分配信息的主权”，因此，无论是媒体深度融合还是新的传播体系建设，本质上都是信息生产、供给和利用的权力分配问题，作为一种信息交换的权力生产方式，受网络交换的生产关系制约。网络技术的发展取消了信息配置的不对称，使得信息获得了高度透明的传播机会，这种透明性借助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个体的主动性得以实现。
从本质上讲，弱权关系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性。这对当下讨论新型传播体系的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方法论价值。我们在讨论媒体深度融合的时候，更多的集中在媒介形态的横向融合上，也即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介手段的横向融合，重点聚焦在技术的“互融互通”和内容的“集中分发”上。这种聚焦在技术与内容上的融合依然停留在中介化的整合，忽视了传播环境变迁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传播有效性问题，尤其是忽视了新的媒介环境下主客体之间矛盾和传受角色之间的冲突问题。其症结在于把传播作为一种组织机构的行为，将传播过程中的强权机制视作组织使命。弱权关系将人作为“新的中心”来考察，将个体作为网络连接的基本要素，将信息资源配置的内在关系和信息资源供给的因果机制，作为维护各类传播主体之间竞争与协同的基础，有助于构成既能够克服个体偏向和功利性又能够平衡公共准则的新型关系，成为当前新型传播关系建设中重要的底层结构形式，改变了传播活动的生产关系、媒介形态、媒体功能和传播效率生成的路径。这意味着建立在弱权关系之上的传播活动，可以在个人化的基础之上建设和塑造新的公共准则、完成新的社会聚合。
毫无疑问，媒介传播活动必然受到其赖以发生的社会关系的形塑，而社会关系也必须以它所嵌入的社会结构为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网络技术会逐步趋向于构建弱权关系，新的传播体系也就必须在评估人的特征、环境的特征、信息的特征的基础上突破各种局限，在人人关系、人机关系、现实政治关系的基础上形成新的结构形态，在整合个人议程、社群议程、共同体议程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权力分配机制，从而实现媒介资源、生产要素的有效整合，实现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管理手段共融互通，全面提升新型主流媒体的社会整合能力。（作者系陈接峰，本文摘编自《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