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本文梳理了科学传播发展中经历的重要变革，分析了这些变革体现的该领域各种理论传统之间的张力与互动及其与时代背景和学术环境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我国传播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机遇。作为专业研究领域的科学传播自诞生之日起，其主流研究就以科学社会学为主要研究范式，反思传统科普实践，为科学传播的主流实践从教育公众模式走向公众参与科学提供了理论基础。但公众参与科学模型遭遇的实践挑战也让批判的科学传播研究面临变革。与此同时，基于传播效果研究的主流传播学也在推动科学传播领域的进一步发展。科学传播领域各大理论传统之间正在进行的碰撞与融合、中国科学传播实践的迅速发展、以及中国科学传播所处的特定国情，为我国传播学者在该领域取得研究突破和理论贡献创造了机遇。

关键词：科学传播 科普 公众参与科学 科学社会学 传播效果

原文精简

随着科学对人们生活的不断渗透，科学的专业化与公众需求之间的裂痕却越来越深，这推动了学术界对科学传播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但长期以来，新闻传播学者对该领域的理论渊源和知识框架并不熟悉。基于这种情况，很有必要梳理作为学科的科学传播的各种理论来源及其与科学传播实践的关系。

一、科学传播研究对科普传统的变革

作为一个特定学科的科学传播的发展，离不开多年来的科学普及的实践。然而科学传播的学术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恰恰起步于对传统科学普及活动的批判。

科学普及作为一种有组织的实践，诞生于19世纪下半叶。这个阶段的科学传播，以用浅显的语言向公众报道和解释科技进展为主，科普一词也是这些活动的贴切描述。但随着1960年代末的环保、反核和反战运动的发展，社会对科学家的信任度显著下降。这种情况催生了作为专业研究领域的科学传播的诞生和发展。

但作为学术研究的科学传播，其主流并没有延续对科普方法的探讨，而是质疑了科普所体现的科学主义。该领域的学者认为，科普的理论前提是缺失模型（deficit model），这是错误的，该模型认为公众的科学知识不足，需要更多掌握知识。

科学传播学者对传统科普模式的批评与反思，其理论资源主要是科学社会学以及后来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SSK）。 依据这些资源，科学传播学者指出，公众理解科学这一提法，要求公众理解的是科学的好处而不是其对社会的影响。科学普及被建构成与科学研究截然不同且有损科学真实性的阶段，而科学家拥有的界定何为科普何为科研的裁量权也让他们获得了话语霸权。

需要指出的是，以科学社会学为主要方法的科学传播研究也会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解析影响科学传播效果的因素。

二、批判的科学传播研究面临变革

批判性的科学传播研究最大的成果是奠定了公众参与科学模型在科学传播中的主导地位。但是，公众参与科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也面临着诸多挫折与挑战。这方面的标志性事件是丹麦政府于2012年停止了对丹麦技术委员会 (Danish Board of Technology) 的资助。丹麦技术委员会以开创和频繁举办科学对话而闻名世界科学传播界。丹麦政府停止资助丹麦技术委员会的原因，是其举办的共识会议或其他科学对话在国内关注度和参与度不高。

丹麦技术委员会的事件显示了一个尴尬的事实，即科学传播学者虽然热衷于公众参与，但公众对大多数科技议题却缺乏参与的兴趣。这说明，并不能简单地把民主政治的原则搬入到科学传播领域。对于科学传播而言，批判往往很容易，因为科学天生具有的少数群体对知识的垄断性，导致事实上公众与科学家之间的对话，往往处于一种不平等状态，因而科学一方也更容易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但如何能在颠覆既有模式的基础上构建出可行的新的解决方案，同样是批判性学者需要解决的。

三、科学传播面临的“科学”挑战

就在公众参与科学运动遭遇挫折之际，近年来，随着转基因与气候变化等科学争议日益走出科学界成为公众议题，美欧主流传播学界对科学传播的关注也日益升温。主流传播学者和部分科学传播学者提出了发展“科学传播的科学”，考察科学传播过程中，各种动态影响公众科技态度的社会心理因素。

主流传播学者指出，任何人处理信息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人类心理认知机制不能支持他们主动关注和学习与自己生活没有直接关系的科学知识。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因为偶然机遇产生了各种初始信念，这形成了他们判断科技信息的认知框架。这些框架一旦形成，大多数人就不会仔细分辨生活中海量的科技信息。

主流传播学者也指出，传统科学传播研究忽视了信任与价值等科学认知过程的心理变量。当科学议题被政治化时，信任与价值这些因素就更加重要。例如，人们对陌生的科技名词一无所知时，是否相信对这一名词的解释首先依赖的不是他们是否理解了其中的知识，而是他们是否愿意相信做出解释或提供信息的科学家。

从上面所举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科学传播的科学”所遵循的、恰恰是主流传播学研究以传播效果为核心的研究路线。这些研究丰富了我们对科学传播过程的认识，尤其是人类注意力、人类认知习惯和政治立场等因素对人们科技态度的影响。

四、科学传播的变革与我国科学传播研究

回顾我国的科学传播实践和理论发展，我们看到，随着中国经济进步和社会多元化的发展，公众对待科技的态度也日趋复杂，转基因、水电和PX化工厂建设等科技争议不断涌现，传统的科普研究越来越难以跟上时代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以科技哲学（我国学科设置中没有科技研究专业）为训练背景的一批学者开始从批评科学信息的单向流动所体现的权力关系出发，对我国科学传播的实践做出了反思。

然而，这些研究在批评科学共同体垄断科学解释权力的同时，并未深入探究影响我国公众形成科技态度的各种动因。此外，我国批判的科学传播学者在对科学主义展开批判时，也忽视了中国科学传播的政治属性。

另一方面，“科学传播的科学”所代表的主流传播学在科学机构的推动下，对科学传播研究提供了变革动力，这同样值得我国新闻传播学者借鉴。就总体而言，中国的科学传播与新闻传播学研究仍然存在比较明显的脱节。然而，我国的新闻传播学者涉入到科学传播领域，有助于开拓科学传播学术，并通过更加丰富的方法，深化后者的研究。

作者有感

第一作者：在国内从事了十几年的科学新闻和科学传播学术，也舞弄过几篇科学传播的论文，本来以为中年读博就是去混个文凭。没有想到在康奈尔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就遭遇当头喝棒，不仅学习各种量化研究的方法时如坐针毡，而且就连对自己从事了十几年的科学传播的学术领域发展都感到陌生起来。正因为如此，才在苦读了4年多博士，基本适应了残酷的美国博士学术生涯后，首先想到要把自己学科的来龙去脉梳理出来，不仅为了让国内学者能有更多的了解，少走弯路；更加重要的是，希望我们的新闻传播学者与传统的科普学者一道，充分发掘我们科学传播过程中那么多有理论价值的因素或变量，一起做好我们科学传播的学术，这一过程也必然会促进我们科学传播实践的发展。

（本文摘编自《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2期，作者系康奈尔大学博士候选人贾鹤鹏、 华中科技大学 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副教授闫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