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家”作为传播研究的视角

在既往的传播研究中，并非没有从“家”的角度来进行的。如戴维·莫利（David Morley）、鲁尔（Jams Lull）、洪美恩（Ien Ang）等对“家庭电视”的研究，可以称为此类研究的早期经典。在美国的传播研究中，也有“家庭传播”（Family Communication）这样一个研究领域，国内也有学者对其进行过讨论。此外，国内也有学者从“家庭”的角度对网络传播、宗教传播、仪式传播、微信使用等进行过一些研究，但总的来说数量极少，对于“家”的理解，基本上还是停留在社会学意义上的“家庭”。在戴维·莫利、洪美恩等学者的讨论中，是看到了“家”与更大的经由传媒所构筑的时空联系，但是他（她）们所关注的，仍然是大众传媒（并且主要是电视），他们对于“家”的理解，主要还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家庭”，少量涉及“家户”。

由此可见，既往传播研究中对于“家”的关注，主要还停留在上述关于“家”的含义的第二个方面，并且，在相关讨论中，又主要集中在社会学意义上的“家庭”。这样的讨论当然有意义，但是，若从行政管理和市场的层面来看，很多的媒介政策、媒介市场开发，所针对的是“家户”，如城市里此前的有线电视，农村的广播电视从“村村通”到“户户通”，目前城市里的宽带接口等，均是以“家户”为单位的。如前所述，“家庭”强调的是成员之间的关系，而“家户”强调的是一种社会结构。即便从传媒的角度来讨论“家-国”同构，其实是一种“家户”制的逻辑，而不是“家庭”的逻辑。

在戴维·莫利、洪美恩等的讨论中，的确看到了“时空”方面的问题，洪美恩甚至把“家庭电视”比喻为“起居室里的战争”（Living Room Wars）。但是他（她）们主要关注的是电子传媒在空间拓展方面的意义，对于“家”本身的关注不足，他（们）所更多地关注的是社会空间意义上的空间，对于地理或物理空间方面关注不够。

中国当下高速的社会转型，其中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城市和乡村面貌的改变。这样的改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人居环境的较为彻底的“再造”。在这个过程中，人文地理学所说的“地方感”受到极大挑战。正因如此，“宜居”也才成为了当下中国社会的一个流行词汇。“乡愁”也是这样一种“地方感”的具体体现。在当下的相关研究中，关于外在“形象”方面的讨论较多，但是对于“形象”背后无论是生活在城市还是乡村的人的“地方感”的失却或获得，较少被关注。在既往的传播研究中，梅洛维茨（Joshua Meyrowitz）对这方面进行过讨论，但是他的关注点，与上述莫利等人并无太大差别，仍然是聚焦于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

上述“家”的含义的第五个方面（“家”是一种“心安之所”），或许因为其脱离了“家”的实体意义，而更多地指向一种心理或精神层面，因此在既往的相关研究中很少涉及，而更多地停留在日常言说或是文学表达中。在我们看来，这或许是既往相关研究存在的一个明显的缺陷。前述关于“家”的五个方面的含义，前四者均具有某种实体意义，但是对于这样一些实体意义上的“家”的讨论，其最终的目的，均是期望“家”成为一种“心安之所”。因此，上述“家”的五个方面含义，不仅是相互关联的，同时也共同构成了“家”较为完整的意义。忽略了“家”作为一种“心安之所”的意义，势必走向心物二元论。就“家”作为一种传播研究的视角而言，正是作为一种“心安之所”的“家”，使其与“传播”获得了一个新的意义“节点”，能够与某些传播理论话语之间实现有效“对接”，更加彰显了“家”作为一种传播研究视角的理论意义。

前文讲到张帅军的论文认为“归家之旅”或许是解决彼得斯所说的“交流的无奈”是一种“良方”。我们认为这一判断十分具有启发意义，虽然在他的论文中并未做出很好的论证。

张帅军论文中所讲的“家”，主要还是“家族”意义上的“家”，如果和前文所说的“家屋”进行对接，或许也具有较为重大的理论意义。但是在这里，我们希望从“家”作为一种“心安之所”的意义上，来与彼得斯所说的“交流的无奈”进行理论上的对话。

在我们看来，彼得斯的问题看起来很复杂，其实并非十分难懂。彼得斯在Speaking into the air一书开篇所说的“本书要对‘交流是为了实现人与人之间灵魂上的融合’这一梦想进行批判”，以及所谓“交流的无奈”，如果使用詹姆斯·凯瑞的术语，即是“传播的传递观”范式下的传授双方的“意义”的“保真”。用中文通俗的话来讲，就是“知人知面知心”。关于这一点，凯瑞在对“传播的传递观”讨论时已经讲得很清楚——“这时传播的中心意思是为了控制的目的。”当然，彼得斯与凯瑞讨论问题的着眼点并非完全相同，凯瑞对于“传播的传递观”和“传播的仪式观”的讨论，主要是基于美国文化所做出的判断，而彼得斯则是把这一论题提到了人类“传播观念史”的层面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彼得斯的讨论只是对凯瑞的观点的拓展，并且为其找寻到了更为深厚的哲学基础。在这一点上，的确体现出了彼得斯作为一个“传播哲学家”的过人之处。凯瑞还只是对“传播的传递观”的“控制目的”进行批判，在彼得斯这里，认为“传递”的传播观只是一种天使般的梦想，最终导致的结果则是“交流”的无奈。这仅仅是彼得斯的Speaking into the air的一条线索，如果仅仅只看到这条线索，对于彼得斯的传播思想的理解是不全面的，也正因如此，有中文译者表示把彼得斯的Speaking into the air翻译为“交流的无奈”并不妥当，这是因为，“彼得斯并没有对传播失去信心”。

那么，彼得斯在Speaking into the air一书中的另一条线索又是什么呢？彼得斯对基于“传递”的传播观提出了批评，同时，他也提供了另一种对于传播的理解，还是借用詹姆斯·凯瑞的术语，即“传播的仪式观”。彼得斯在书中虽然没有直接借用凯瑞的术语，但是在我们看来，他们两人想表达的意思，其实是非常接近的。

彼得斯在对20世纪20年代的传播观念进行梳理时，一共总结出了五种类型，即“交流对公共舆论的管理”、“交流是对语义之雾的消除”、“交流是从自我城堡中进行的徒劳的突围”、“交流是对他者性的揭示”、“交流是对行动的协调”。其中后面两条，前者是海德格尔的观点，后者是约翰·杜威的观点。同时，这两条也是彼得斯所推崇的传播观念，或者说，唯有从这两种对于传播的理解出发，才能避免“交流的无奈”。

接着，彼得斯这样写道：

在本书中我将论证，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放弃不切实际的交流梦想，同时又保留它激发出来的好处。一方面，说“视交流为心灵共享”的观点行不通，并不是说我们彼此就因此不能进行美妙的合作（杜威正如此认为）。另一方面，我也指出基于交流的各种实用的合作无所不在，但这并不意味着自我和他人之间就因此不存在赫然横亘的万丈深渊（这正是海德格尔的观点）。

我们知道，凯瑞关于“传播的仪式观”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来源正是杜威，正是杜威对于传播的理解启发詹姆斯·凯瑞，同样地，杜威对于传播的理解，也影响到了彼得斯。是海德格尔的“他者特性”以及杜威的“参与”，共同构成了彼得斯规避“无奈的交流”的另一个方面。彼得斯在Speaking into the air一书的绪论的结尾处引用阿多诺的话这样写道：“正如阿多诺所说，尽管人们之间存在着让人羞愧的分歧，但唯一能超越这些分歧的就是从这种分歧中获得快乐，这才是交流的理想境界。”

由于篇幅的原因，我们在此只能做这样一种最为扼要的梳理，并且，我们的目的在于把这样一种对于传播的理解引向我们所要讨论的“家”。

如前，“家”作为一种“心安之所”，具体表现为松弛、安全，甚至具有法国学者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在《空间诗学》一书中所说的“白日梦”的庇护所的意义。正是在这一点上，“家”同时也成为了当人类面临“交流的无奈”时的一个庇护之所。当“心灵的共享”无法实现，当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无法达成，当“传心术”不再具有天使般的魔力时，我们需要的，正是“心安之所”这样的一个“家”，放下所有的“无奈”，达到内心的平静。这难道不正是人类交流梦寐以求的一种“理想状态”么？在彼得斯的讨论中，他为“交流的无奈”开出的“良方”是“参与”与“他者特性”，这还仅仅是在抽象意义上来讲的，在本文的讨论中，为这样的抽象意义找到了一个具体的落点——“家”。至少在象征意义的层面上，这也隐含着我们希望让理论“回家”的企图。

综上，虽然既往传播研究中也有涉及“家”方面的，但是因研究视野受限，更多地只是简单地套用其他学科中的一些理论或概念，甚至是一种生硬的结合。本文在吸收了其他学科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一方面是拓展了对于“家”的理解，另一方面也较好地与传播研究中的某些理论话语实现一种有机结合，凸显了“家”作为一种传播研究的视角的特定的理论意义。（本文选摘自《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年第11期，作者系郭建斌、王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