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说

中华民国的建立，与以往历朝历代的政权更迭一样，作为体现政权的一种方式，历法改革的进程也在立国的同时拉开了帷幕。1912年1 月1日，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演说后当场发布《改用阳历令》，宣布以当日作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月元日。撇开其中所体现的政治色彩不论，仅就科学而言，将中国传统历法改为公历纪年，这其实也是天文学西化的一种体现，而对于普通公众来说，历法的修订可能是这种西化对其日常生活的最直接影响。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天文学的公众普及似乎注定会在科学普及活动中成为独具特色的一支。

早在19世纪下半叶，随着《问天》等西方天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出版，西方天文学已经进入中国知识界的视野。但是对于大多数普通公众来说，不可能仅靠几本书就改变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或思考习惯。甚至在20世纪20年代，气象学家竺可桢观察到这样的现象“本年自入春以来，长江黄河之下游，以及东北沿海一带，雨量极形缺乏。……山东、直隶、奉天各省，亦纷纷以旱灾见告。于是各省当局，先后祈雨禁屠，宛若祈雨禁屠，为救济旱灾之惟一方法。”^[1]（竺可桢.论祈雨禁屠与旱灾 【J】 .见竺可桢全集（1）M .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539.此文原载于《东方杂志》23卷13号（1926年7月10日）5—18页，1934年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发行了单行本。）一方面是西方科学正在展现其在大小各种事务中的作用，也使知识界看到以科学救国图存之必要；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也不得不面对“祈雨禁屠”大行其道之现实。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欲以天文学救国”的知识界人士甚至提出应在中学增设天文学的课程。例如高鲁在《教育家亟应注意之天文学》一文中认为，“人类思想之发源，实以天文学为基础。古天文学家最伟之功绩，已昭昭焉在人耳目矣。设无天文学，则哲学无由实施，应用之形学，何从普及。议者恒谓天文学之应用，途径偏小，不如声光化电之应用较多，不知天学不讲，则航海者失其标准，测地者失其根据，而社会之内恐无秩序之可言。世人不察，惟孜孜于目前之利。”因此他提请教育家对在中学开设天文学课程给予重视，而且“历来名闻中外之天文家，难以指屈，三百年前之奈端、刻白尔无论矣，即如姜笈、沈括、何承天、郭守敬，当年推算应用之算术，未尝超过今日中学之程度也。若以近今大学及专业学校高等数理质之古人，恐彼亦茫然。然试就上述各名家之著述稽之，不独古人立法之精，出乎意料之外，即其用数之简，亦岂偶然得之。上稽古人，使生无穷之钦式下寻绝学，尤使吾起无限之期求。发达最早之中国天文学，吾愿中学青年学子与专门学者共负其责焉。”^[2]（高鲁.教育家亟应注意之天文学J.观象汇刊，192：32-4.）

而胡文耀在《中学教科增列天象大意私议》一文中则对其动议给出了两种理由，其一在于“……人生日见之象、天文著名之理，实为中学卒业生所不可不知者也”。“吾人日处宇宙之中，于日月之运行，星辰之醴度。岂可懵然不察其所以然乎。”理由之二则在于，“教育之目的有二，一为培植生计，一为养成思想”，“而各科学之足以养成高尚思想，莫若天文学。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游神寥廓，寄概鸿潆，上下纵横，真觉沧海之一粟，百代之过客也。举凡名关利薮，皆如飞垆浮烟。或为快乐，或为苦育，特一刹那间事耳。向之驰惊于声华势利之场而傲然自大者。抑何坐井观天，所见之小耶。研究天象，参证人事，高尚思想，油然而生。思想既超，则足以涵养其心性，屏约其私欲，而所具之德慧术智。自有颖特迈往之观。而无猥琐龌龊之态。”^[3]（胡文耀.中学教科增列天象大意私议 【J】 .观象丛报，1（4），19151-2.）

上述高鲁、胡文耀所陈述理由也正体现了当时中国天文学界对于天文学开启民智作用的寄望。如果说19世纪中国知识界觉醒开始于“睁眼看世界”之举，那么到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显然希望通过西方科学来将这种视野拓展得更为广阔，而天文学无疑正是最好体现。

因此，当时国内的知识分子在开展其研究工作的同时，也以多种方式开始了面向公众的科学普及活动。例如在1928年，当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尚在筹备阶段时，研究所就将“宣传天文常识”列入该所“将来计划”之一，表示“本所虽为专门研究机关，但对于民众天文常识之宣传，亦当酌尽棉力”。该所在年度报告中认为，“盖因天文学发生最早而与人类又最有关系。乃我国民众天文常识竟极幼稚，中小学课程中之列入天文学者可谓绝无仅有。在此情形之下，本所不能不酌分一部分力量用之于教育事业，以灌输平民天文常识而祛其迷信思想”。而在具体的做法上，该所也有一初步计划：“除印行通俗刊物（例如本所已出版之周历）以资宣传外，并拟于天文台建后，每星期开放一次，指导平民观察天象，而加以普通之说明或演讲。”^[4]（国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R】.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总报告【R】.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1928，202.）

而早在1915年，后来成为中研院天文研究所主要筹备者的高鲁便将原《气象月刊》增加了更多天文学的内容，并改名为《观象丛报》。高鲁本人还在该刊开设专栏“晓窗随笔”，撰写天文学史等文章。

早期主要通过《观象丛报》，后来则有中国天文学会以及1930年创刊的《宇宙》，中国天文学界在相互交流的同时，也吸引了一大批天文爱好者，并以科学文章、公众演讲、公众活动等多种形式向公众传播天文学知识与科学理念。仅就当时刊载的科普文章来看，这种传播活动所关注的问题是多方面的，而在写作方式上也并没有一定之法，只是根据其所要表现的主题呈现出多种不同的风格。以下本文将选取其中一些文章或主题策划分而述之。【文章选自《百年中国优秀科学小品赏析》（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主编：姚义贤、陈晓红、李正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