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历法改革不只是天文学问题
如前所述，历法改革是民国初年的一件大事。尽管《改用阳历令》已经颁布，但当它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特别是日常习惯密切相关时，要改变却并不那么容易，更不可能立时见效。在当时，由私人推算历书在民间十分流行，出售自编历书是一些粗通旧历推算的民间人士糊口或生财之道。民国成立之后，私人推算历书之事虽被废止，但由于没有一个专门的官方机关统一颁历授时，在市面上，自编历书仍在出售。这些自编的历书大多依据旧法推算，但推算方法和数据却是各不相同。
在此种背景之下，高鲁被委以编制新历之重任。这位后来被誉为中国近代天文事业创始人的天文学家早年曾留学比利时，在布鲁塞尔大学获得工科博士学位。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高鲁任临时政府秘书，兼内部疆量司司长同年，中央观象台成立，高鲁任首任台长，同时还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大学任教。无论是作为中央观象台台长，还是作为深受西方科学影响的天文爱好者，高鲁对于公历的推行都十分热心。
由于历法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相关，因此高鲁及其所领导的中央观象台在推行新历的时候尤其注重在细节上做文章。清钦天监颁行的时宪书往往有很多迷信内容，而中央观象台在以新法推算编制历书的同时，也对这些内容进行了改革中央观象台颁行的历书不但将这些迷信内容完全取消，而且代之以天文常识或气象知识。而作为个人，高鲁不但在改用阳历之后便将自己的生日换算为公历日期，而且代人换算农历日期为公历日期。[5]（陈遵妫.中国近代天文事业创始人——高鲁【J】.中国科技史料，4（3）∶66.）
除了这些细节上的工作，在1915年刚刚扩充并改名后的《观象丛报》上，当时的研究者也撰写了与历算有关的科普文章。或者也可以说，民国改历给了中国知识界一个向公众讲解西方天文学知识的极好机会，而利用这种看似社会或政治事件的机会宣讲西方科学，也正是民国时期天文学科普的一个特点。
改用阳历，如果从实用的角度来看，一个最直接的影响便是使中国与西方采用了一致的时间标准，从而在事关中西交流时省去了诸多换算上的麻烦。而《观象丛报》在1920年节录的一篇文章则将它的意义提升到了另一种高度，即认为“从现在以后的中国是世界的部分，现在以后的中国人，是世界上人类的一部分，所以无论讲时事，讲古事，都和世界各国相关连。时事不待言，以后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古事，决不是再像从前研究通鉴辑览的办法……一定是用治社会学的方法，去研究自古至今中国民族文化变迁的真相，那么一定有和别国用史比较的地方。既和别国历史常有比较，则须和别国用同一的纪年，才觉便当。”[6]（论中国当用世界公历纪年【J】.观象丛报，1920∶5（9），17.）
上文提到的外交乃至历史研究是体现在外交与知识层的影响，而对于普通公众来说，改用阳历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年、月的计数上：尽管一天日出日落一切如常，但在年份与月份上则与以往有很大不同。陈展云曾记述说在北洋政府时代，房东收取房租要按照旧历日期计算，这样在19年中就可以多收7个闰月的租金，这正是两种历法对普通公众而言最直观也是与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差异。除却实用层面的意义，阳历中更为重要的东西则是根植于西方文化背景中的西方科学。后者正是《泰西历法通考》[7]（常福元.泰西历法通考【J】 .观象丛报，1915，1（1）∶39-46.；1915，1 (2):39-44.；1915,1(6):31-36.；1916,2(4)；1917,3(2)；1917,3(4)；1917,3(5)；1917,3(6).）着意介绍的。
《泰西历法通考》的作者是在民国改历之初即与高鲁共同进行新历推算的常福元。作者首先在引言部分写道“迩者民国肇兴，改用阳历。夫所谓阳历者，非汉代先朔月生之谓。乃西人现行之格列可尼历Gregorian Calendar也。而西历亦自有沿革，今既采用其法，则沿革或亦吾国畴人所欲闻者。因不揣固陋，作泰西历法通考。”[8]（常福元.泰西历法通考【J】.观象丛报，1915，1（1）39.）如果说采用阳历如同吃了鸡蛋，那么现在学者要做的就是把那只下蛋的老母鸡拎了来给读者看。
在该文随后的篇幅里，作者分别以“日法”“复法”“月法”“年法”为题分别介绍了西历中24小时的计时之法、时区的划分、星期以及月份的划定。同时，在介绍知识的同时，作者显然也看到了隐含在其中的文化内容及其可能的影响。例如在谈到星期的划分时，作者写道：“一复七日以数目字纪之最为简当，然欧俗轻数目而重专名，已往者可无论矣，最近如法国天文士佛拉玛海员Flammarion[9](即法国天文学家弗拉马利翁（Nicolas Camille Flammarion，1842—1925），曾任法国天文学会会长。）所著之通历为日月火水木金土诸曜日，名实不符，乃别立专名。法国天文学会尝试行之，但旧有之名人人已深，废弃不易，故尚未能通行于世。”[10]（常福元.泰西历法通考【J】.观象丛报，1915，1（1）43.）在这里，作者其实已经意识到在与习惯相关的事务中做出改变所具有的难度。事实上，民国时期的历法改革之难也正体现于此。
与《泰西历法通考》不同，乐均士的《夸阳历》[11]（乐均士.夸阳历【M】.观象丛报，1920，6（1）33—36.）是一篇以大鼓书词体写就的科普小品。该文发表于1920年，此时距离改历已将近10 年，但正像编者在按语中所说，阳历“虽已通行，其实社会上极不一致。在于乡僻尤痼。递年所发历书，竟至渐减其数，甚矣旧习之难移。而迷信之不可瘳也”。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乐均士的《夸阳历》以北方常见的一种曲艺形式——大鼓词，将阳历的种种好处以及对公众担忧的释疑“作为乡下人的口气”唱将出来，在《观象丛报》编者们看来自然无异于“振聩发聋之助”。
《夸阳历》前面的念白部分首先就把推行阳历之难以及推行阳历过程中普通百姓所关心甚至担心的问题提了出来，“改阳历，到现在也好几年啦。老有点儿兴不开。再说乡下老哥儿们，更不明白是怎么回子事。生怕把节气混丢啦。其实改了阳历，节气饶丢不了，还是更方便得多”。在接下来的唱词中，作者将西历的传播及其原理以大鼓书的形式唱出来：“那阴历的算法，是朝着太阴说话。初一十五，都顺着月光儿爬。那知道这一年的长短，本是地球合太阳算账。怎能够，把月亮的私事，跟着里头的掺杂……”（35页）短短几句生动形象的描述，对阴历、阳历以及两种历法所依据的天体运动给出了简单明了的解释。在该词的最后，作者更将阳历的好处一一陈示，更将推行与接受阳历提升到了知识的真伪乃至国家的振兴的高度：“你看那三百六十五天的日子，是年年不沓。要是按年比较个事儿，可就公道极啦。劝世人，总要信真，不可信假；有个假理碍事，真理就不好发达。盼到了庄家老儿维新，全国开会。改良家事，土产也就增加。为我们改行阳历编了这套话。愿众位讲求实业，好巩固中华。”而这种对意义的认识，事实上与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希望以西方科学救国的理想可谓异曲同工了。
在《观象丛报》的众多文章中，这篇大鼓词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作品。就写作而言，它不同于学者们严密论证的学术文章或基于学术研究的科普文章，而具有曲艺的随意性与鲜活可人的面目。而从形式以及它所针对的主要诉求对象来说，该文更重要的意义则在于，将对阳历及其依据的西方科学的讨论从学者们的书房移到了场院。而《观象丛报》编者所谓之“振聩发聋之助”不仅可以理解为是对民国改历的一种支持，对于从事科普活动的学者们也具有一种启发意义，即根据受众的不同需求与不同文化水平而在科普写作方式上作出相应的调整。
除了著文对阳历以及与阳历相关的西方科学进行介绍与评论之外，学者本人的行动也是一种极有说服力的科普，这里尤其要提到的是高鲁和他的母亲雾云楼老人。
1924年适逢甲子年，甲子是六十干支之首，高鲁特对这一年的历书做了两项改革：废除兼载旧历日期；日序排列从左向右，装订线在左侧。这对于习惯了旧式装订的线装书的人们而言可以说十分不方便，反对新历的人则抓住这两点大作文章。同年，山东省省长龚积柄公然通电全国，攻击新历而倡议改回旧历。一时间，社会上的历法复古之风愈演愈烈。这一年正值高鲁母亲霁云楼老人的70寿辰，于是高鲁请求母亲将生日换在阳历日期进行。老太太不仅通情达理，而且对天文学也有十分浓厚的兴趣。她是中国天文学会永久会员，并且曾经捐款设立天文学资金。对于儿子的请求，老人欣然同意。
10年后的1934年12月，《宇宙》杂志制作了“霁云楼老人八十生辰 换算公历十年纪念”专辑，以对此事件进行了回顾，同时也以此为由头刊发了《女天文学家略传》[12]（陈遵妫.女天文学家略传【J】.宇宙，1934，5（6）85—90.）以及翻译文章《保险与历法》[13]（保险与历法.高向荣译【J】.宇宙，1934，5（6）∶91—94.）两篇文章。其中《女天文学家略传》一文对历史及当代女天文学家进行了简要回顾。作者将天文学的发展划分为两个时期，认为第一个时期，即“以数学为研究天文学基础，即所谓天体力学发达之时机”，“故古昔天文学家为系数学家，非经深奥之扮相与繁杂之推算不能以明天文学之智识，所以在此时期未有女天文学家出现”；第二个时期则开始于望远镜发明之后，“即前之专恃数学之力者，今可由眼力而测之”，“不需精奥之数理，仅要熟练之技术，亦得研究之。故此时期，遂有女天文学家辈出”[14]（陈遵妫.女天文学家略传【J】.宇宙，1934，5（6）：85.）。尽管作者对女天文学家之产生原因的解释，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实在很有争议，但注意到天文学领域女性的工作并以专文绍介之，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并不多见。《保险与历法》一文则对历法改革之于保险业的影响做了介绍。该文之前有编者按语，对某美洲公司宣布“由旧历变成新历时，其影响须达最小限度，一切变更，必须不防害业已成立各问题……”之做法进行了批评，认为“墨守成法，不求进步，如寿险统计及表格等之有关学术者，皆不愿有所变更，思想之狭窄，未免太过。只知自私自利，不顾国际上统一之事业，谓其以私害公不是过矣”。[15](高向荣译.保险与历法【J】.宇宙，1934，5(6):91.)
以历法改革为由头，从不同方向对新历所体现的西方天文学进行深入浅出地介绍，这是民国时期天文学家利用社会事件进行科普活动的最具代表性的个案。【文章选自《百年中国优秀科学小品赏析》（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主编：姚义贤、陈晓红、李正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