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常生活中的天文学

在许多古老文明中，对天的认识往往构成了其整个知识体系中最初的部分。而从西方科学的起源来说，天文学也是其中出现得最早的。究其原因，对于早期人类来说，对天的认识构成了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提供给人类借以认识自己在时间与空间位置的基本坐标。而在西方科学开始进入中国以后，从日常生活现象或细节入手讲解天文学知识或以此辨识迷信，这成为当时的中国天文学家以及天文科普写作者的天文科普写作的一种重要方式。

常福元的《惜阴与时政》^[16](常福元.惜阴与时政【J】.观象丛报，1919，4（10）1—4.）以上海海关实行夏时制为由头，在介绍相关天文学知识的同时，还以欧洲的做法为例，分析了夏时制的优劣。作者注意到欧洲国家实行夏时制已然引起诸多争议，在本文中，作者引述其中一名法国研究者的反对意见说，为了尽可能地利用日光并减少因照明带来的能源浪费，“非将办事时间提前一时，乃将钟表之指针拨早一时”，此举“弃实际之真时，而易以假定之数。人之好伪，无有更甚于此者。政府而导人于伪，其影响于世道人心必巨”。在这里，评论者显然已注意到这种时间上的调整并不只是时间或科学的问题，而与整个社会文化皆有关联，因此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而这里所提到的对于“世道人心”之影响还仅是一个方面，从实际的角度来说，“妄拨指针”的做法更带来“殊多不便。而尤以轮船铁路为不便之甚。港湾广狭不同，潮汛之涨落，有一时而差至三公尺者。因时刻不合，而船舶之搁浅将日有所闻;铁路列车，往来如织，时刻偶误，冲触堪虞。恐所省者在灯油蜡烛之微，而所损者则在人命生财之巨。”因此，尽管惜阴之本意很好，但做法不当不仅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生活，也未能实现其本来的目标。而从欧洲经验来看，“可得良好结果于无形”的办法不是拨早时钟，而是调整机构办公时间。与此相似，上海海关在实行夏时制也引起若干混乱，因此作者又以香港气象台在采用标准时的慎重做法为参照，对上海海关的贸然之举有批评之意。尽管从以往文章来看，作者对西方天文学乃至西方科学的方法给予了诸多肯定与推广，但在关乎具体问题时仍能从实际出发加以分析，更对“争先恐后，以摹仿为能事”的做法作出批判性思考。

从日常生活现象或细节入手，这在讨论迷信问题的文章中体现得尤其明显。迷信破除之难，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体现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在日常生活的种种细节之中：从出生年月的八字，到日月食的灾异解释，这些都与普通人的生活相关，而以西方科学对这些内容做出科学解释则不只是将西方科学引入到中国，而更是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纳入西方科学的知识体系之下，进而尝试改变一种生活方式。但这一难点也恰恰构成了天文科普的优势：一方面，上述提到的迷信内容往往都与天文学相关另一方面，由于与日常生活相关，因此科普活动也可以随时随处地从日常生活的细节入手，这也赋予了此类天文科普文章一种更为亲切的面孔。常福元的《历法辨惑》^[17] (常福元.历法辨惑【J】.观象丛报，1920，6（5）∶1—10.）和《八字破迷》^[18] (常福元.八字破迷【J】.观象丛报.1921，6（9）1—6.）正体现了这种特征。

在《历法辨惑》一文中，作者对占星事应、吉凶、首先点出用天上的星象来解释日常生活的现象，这不独中国有之，外国古代也有之。但“后来人的思想，渐渐开通了，知道地是个圆球，围住太阳转;天上的恒星，乃是无数的发光体，如同太阳一般，各个独立，与我们地球上的人毫无关系。迷信的心就渐渐减轻了。直到今日，星命学几乎断种了，乃我们中国与它成了一个反比例：文化愈开通，迷信愈坚固。独不思地球不是我们中国独有的，天上的星宿，不是我们中国独看见的。你说天上紫微垣，下应皇室休咎，当然不是我们中国一国之皇室，何以客星犯紫微，中国会出乱子，外国就不会出乱子呢？再说古代政治多半君主专制，到了今日，总统由人民人举，几年一换，这个关系又怎样算呢？”^[19]（常福元.历法辨惑【J】.观象丛报，1920，6（5）8—9.）这里所谈及的科学内容并不深奥，但思路清晰，诉诸逻辑推理，直指问题关键。

而在《八字破迷》一文中，作者分析了八字算命以为基础的干支系统，并指出干支是“可随人事转移的，试问拿他来断定人的命运，尚能靠得住么?”因此，作者在文末写道:“奉劝算命的批八字的先生们，与其谈这样捕风捉影毫无根据的话，自欺欺人，何如研究点有用的学问。若是为谋生起见，这有用学问，比那样毫无根据的事儿，总靠得住些”。^[20]（常福元.八字破迷【J】.观象丛报.1921，6（9）6.）

特殊天象尽管并不常见，但是由于对它们的解读也已渗透到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列入此类科普文章。例如1941年9月21日的日全食，对于中国天文学界是一个重要事件，而对于天文科普来说，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由头。《大公报》于此次日全食发生的两天前，发表了胡继勤的文章《日全蚀观测义意》^[21]（胡继勤：日全蚀观测义意J.大公报，1941-09-19），对日食的形成以及对天文学家的意义做出了详细的阐述。而在1948年5月9日的日偏食发生前后，后来成为天文学史家的席泽宗先生先后在报纸上发表了《预告今年日月食》^[22]（席泽宗.预告今年日月食【J】.越华报，1948-01-01.）《日食观测简史》^[23]（席泽宗.日食观测简史【J】.建国日报，1948-05-09.）《“五·九”日食观测记》^[24](席泽宗.“五·九”日食观测记【J】.华侨日报，1948-06-09.)3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日食的观测历史、天文学家的观测活动等进行了介绍。

四、结语

对于20世纪上半叶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西方科学知识刚刚进入视野，来自西方的天文学也不例外。而知识分子则已意识到以科学开启民智、救国图存的重要性，撰写科普文章，向公众尽可能地传播西方的科学知识，也就成为他们的重要科普实践。以下对这一时期的天文学小品及其写作方式与表现形式等做一简要小结。

就文章内容来说，民国时期天文学小品所涉及的内容已经非常广泛，涉及现代天文学的多个方面，从经典天体力学到后来的宇宙学。从时间上来看，科学写作者对国外的最新研究进展也保持着密切的关注。例如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发表并在国际科学界产生影响之后不久，《观象丛报》即相继发表了若干相关文章，包括译文与原创文章。例如1921年选译的《爱因斯坦相对说》^[25](爱因斯坦相对说.观象丛报，1921，6（10）13—22.)。该文来自1920年冬美国的一次有奖征文——“美人核京斯（Eugene Higgins）哥伦比亚大学之卒业生也。多财好学，患新理之不彰也。因于去冬悬奖五千金元，以求在三千字以内最浅显之相对说论文。及期投稿者三百人。亚洲而外，几于无一国无人”^[26]（爱因斯坦相对说.观象丛报，1921，6（10）13—22.）。最终的胜出者“乃为一无名之博尔顿（L.Bolton）氏。博氏在英专利局供事，于科学界绝少建白，今忽一鸣惊人，亦学林之佳话也。”博氏原文发表于1921年2月5日的美洲周报，其节译4月15日即发表在《观象丛报》上。及时绍介国外天文学的最新进展，这在当时的天文学小品写作与译介实践中已得到了体现。

在表现形式与写作手法上，当时的天文科普写作，注意针对受众特点来选择合适的方式。例如前述提到的《夸阳历》，该文虽是一篇投稿作品，但期刊编者敏锐地注意到它的意义并将之发表出来，其实也是看到了这种表现形式生动活泼、浅显易懂的特点。除了这种表现形式本身所带来的新鲜感之外，天文学家在撰写天文学小品时也极注重以生动的语言来表现具有专业性的问题。例如在《五·九日食观测记》中，当写到日食难得一见时，作者写道“许多穷人，在结婚的时候买不起金戒指，便买个镀金的来做代用品。日全食的机会既千载一刻，而‘人生’又是‘七十古来稀’，所以的确是很可能，一个人活了一辈子，而没有见过日全食。据专家推算与绘图所，在近五十年内，我国内地是没有看到全食的希望了。住在港粤的我们，除了少数人曾于民国三十年在全食带（如笔者之在陕南）看过日全食外，难道大多人就没此眼福吗？不！不！我们还有一个镀金的戒指哩！在广州，5月9日的日全食虽然是偏食，但食分（即日面被食的部分）达97.8%，与全食已相去甚近，可以供我们欣赏一番……”^[27]（席泽宗.“五·九”日食观测记【J】.华侨日报，1948-06-09.）再比如在《宇宙有否尽头》一文中，当在讲到相对论所云之空间无边时，作者以“铜丝”和“橡皮平板”作比，对之作出形象的解说“假设有一个无限大的橡皮平板。但是当着瓦片铺上去的时候，这橡皮板便到处都稍为弯卷起来。这无限大的平板的周界，于是便互相连接起来而成一只天衣无缝的大橡皮球。瓦片愈铺愈多之后，瓦片的总质量增大，橡皮的弯卷愈加利害。橡皮球的直径便渐次缩小。临了也要缩到无处再铺瓦片的地步。在橡皮球之上，无论怎么走永远碰不着边界。但是橡皮球的面积，并不是无限的啊。”^[28](张钰哲.宇宙有否尽头【J】.宇宙，1936，7（6）158—159.）通过这种打比方的方式，作者清楚明白地解释了宇宙“有限无界”的特征。

在话题的选择上，当时的写作者与编者很注意结合时事或在日常生活中寻找话题。这在前述有关历法改革的科普文章中体现得尤其显著。

对照目前我国的天文科普文章，无论是在内容、表现形式与写作手法上，还是话题的选择上，民国时期的天文学小品写作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的科普写作。【文章选自《百年中国优秀科学小品赏析》（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主编：姚义贤、陈晓红、李正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