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指出了近年来包括科学传播在内的大众传播界在“破圈”传播方面所取得的诸多成果，从内容、形式、渠道、传播对象等四个不同维度指出了科学传播在“破圈”方面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针对这四个维度的问题的四种解决方案，以期为科学传播工作者“破圈”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破圈”；内容；形式；渠道；传播对象

一、引言

“圈是指一群习性相近、趣味相投的人，也可以说是一个认知取向大体相同的群体。”[1]所谓“破圈”，原本是指“某个人或他的作品突破某一个小的圈子，被更多的人接纳并认可。”[2]我们这里用来借指某种传播作品或者某种传播样态，经过努力，突破了以往人们往往故步自封、自我限制、画地为牢的藩篱和界限，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令人意想不到的传播效果这样的一种传播现象。

在有关各方的一致努力下，科学传播界近年来也屡有“破圈”作品出现，在学界和业界乃至在社会各界都取得了一定的口碑。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由于种种原因，科学传播界的“破圈”作品和“破圈”样态相对于其他传播作品和传播样态来说还相对较少，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换句话说，还有比较大的增长空间。

为了确保科学传播工作的可持续发展，确保有更多、更好的科学传播作品或者科学传播样态不断“破圈”，有必要对科学传播的“破圈”问题加以研究。

二、科学传播“破圈”方面存在的问题

科学传播之所以不能够“破圈”，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下面本文分别从内容、形式、渠道、传播对象等等不同的维度一一展开，加以辨析。

（一）内容方面的原因

科学传播首先是一种内容传播。内容传播方面不能“破圈”，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可能是和相关行为主体头脑中的观念没有与时俱进有很大的关系。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科学传播所传播的都是科学技术，现代科学技术，实事求是地说应当是发端于西方的。按照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科学技术领域是不断细分的。也就是说，从一个大的“母系统”不断往下细分为一个又一个的“子系统”，乃至“孙系统”“重孙系统”等等。这样，经过几十年、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发展，就慢慢形成了一个个固有的“圈子”。这些固有的内容“圈子”，实际上有利有弊：“利处”就在于能够帮助科学传播工作者不用花费什么脑筋，只要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内打拼传播就可以了，“弊处”就是有可能使得某些行为主体眼睛只能看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写到这里笔者不由想起了中国古代的一个笑话。这个笑话记载于王利器先生编纂的《历代笑话集》，讲的是，在中国古代有一个士兵，战场上中了敌人的一箭，他去看一位医生，想让后者帮助他把箭拔出来。那位医生见了之后，手起刀落，一剪刀下去，就把露在那个受伤士兵胳膊外边的箭杆给剪掉了，然后就要打发那个受伤的士兵离开。那个受伤的士兵感到很不解，就问医生说，“那个扎在我胳膊肉里边的箭头还没有取出来，怎么您就不管了呢？”那个医生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我是外科医生，我只管你胳膊外边的事情，里边的归内科医生管”。这虽然是个笑话，但其实蕴含着很深的哲理，科学传播内容方面之所以不能够“破圈”，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很多人可能或多或少的都怀有那位外科医生的心态。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对于超出我这“一亩三分地”的内容没有任何兴趣，更谈不上去管了。

（二）形式方面的原因

“形式”对于“内容”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再好的“内容”也需要一定的“形式”予以承载，离开了具体的“形式”，任何“内容”都是不能呈现出来的。与“内容”相比，“形式”更具有一定的“外在性”，这种“外在性”往往具有一定的规范性、程序性和模式性，用比较学术的话语加以表述的话就是具有一定的“范式”。就像任何事物一样，这种“范式”也同样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给予人们，特别是那些刚刚进入者以一定的遵循，使得他们可以循着相关“范式”去开展相关创作，相当于给他们提供了一本“操作手册”，只要按照这个“操作手册”去操作就不会“出格”。所以，古人才有“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的说法；但是这种“范式”也具有另外的一面，那就是它往往也有可能成为想要“破圈”者的一个“包袱”。这方面是有很多教训的。熟悉中国文学史的朋友想必还都记得一些“文学运动”，比如“古文运动”“新文学运动”等等。“古文运动”发生在唐宋时期，“古文”是“指一种与文坛流行的‘雕绣藻绘’‘骈四俪六’的骈体文不同的散体单行的文体”，[3]“古文运动”则是指倡导这种文体的运动；而“新文学运动”则是由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当时称为新式教育）的人发起的一次“反传统、反儒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4]这两次运动初看起来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一个以“复古”为号召，一个以“新文学”为宣推点，但是，他们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那就是，它们都是对当时的文章“范式”的一种“反动”（REACTION）。具体来说，“古文运动”反对的是“骈体文”，而“五四新文学运动”反对的则是以“八股文”等为代表的文言文。什么叫“骈体文”？所谓“骈体文”指的是“是一种文体，起源于汉代，盛行于南北朝。”因其常用四字句、六字句，故也称“四六文”，“骈体文”讲究对仗的工整和声律的铿锵。[5]实事求是地说，在一开始的时候，这种文体对于表情达意还是起到过很大的作用的，也确实不乏有好的“骈体文”作品问世并且流传至今，比如，凤凰卫视曾经做过一个关于抗战的系列节目，其中所用的宣传语 “将军一去，大树飘零”这句话就取自南北朝时期著名“骈体文”作家虞信的《哀江南赋序》，但是日久天长，这种固定的“四六句”模式就逐渐成了一种限制甚至是许多人的“枷锁”，郭沫若先生曾经在其名著《中国史稿》中批评“骈体文”“堆砌词藻，意少词多，在表达思想内容方面受到很多限制”，所谓“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6]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正是有鉴于此，身处急剧变化的唐代中晚期的韩愈和柳宗元等人才挺身而出，发起一场运动，对其口诛笔伐！同样的道理，“八股文”在其问世的早期也曾经在人才选拔等方面起到过一定的作用，也有少数内容和文采俱佳的八股文，如王鳌所作的《百姓足，孰与不足》，就表现了重视民生的良好观点。[7]但是，这种文体却因为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的“范式”的严格限制而越往后越显示出对于知识分子的束缚与限制，正是有鉴于此，以胡适、陈独秀等人为代表的当时的先进的知识分子才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的新文学运动口号，并因之而引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并进而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端。明了了“古文运动”和“新文学运动”发生的原因，我们就能够明了“范式”的两面性，特别是当一种“范式”一直流行时其有可能对于相关传播“破圈”的危害性，这也就是包括科学传播在内的大众传播在形式方面不能“破圈”的原因之所在。

（三）渠道方面的原因

中国本土的大众传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采取“分‘道’管理”的。这里所说的“分‘道’管理”指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对于不同介质的大众传播媒介有关部门采取的是不同的管理方式：在当时的情况下一般只允许他们在有关部门规定的“渠道”内进行传播。具体来说，纸质的大众传媒与电波介质的大众传媒官方所允许的传播“渠道”不一样，电波介质的大众传媒与赛博介质的大众传媒在一开始的时候官方所允许的传播“渠道”也不一样。[8]举例来说，在20世纪90年代，电视非常火爆，很多纸质大众传媒都想介入电视领域，想要办自己的电视台，进入到电波介质的传播“渠道”进行大众传播。但是，没有一家成功实现愿望，即使是《人民日报》、新华社这样的国家级日报和国家级通讯社也不例外！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早在1997年，国家就出台了《广播电视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负责制定全国广播电台、电视台的设立规划，确定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总量、布局和结构”，从而将其他介质的大众传媒设立电视台进行大众传播的“渠道”予以关闭。同样的道理，在上个世纪，纸质的图书、杂志及报纸的发行渠道也是“泾渭分明”的，国家主办的出版社、报社、杂志社的发行渠道是而且只能是“第一渠道”，也就是各级新华书店以及各地邮局，后来应运而生的体制外的发行渠道即使是再火爆，也只能被冠以“二渠道”运行！同样的道理，当年互联网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有关部门虽然没有明令禁止报纸、杂志、出版机构以及电台、电视台进入，但在不短的一段时间内也还是对其“爱搭不理”的！以至于当时主管新闻宣传工作的时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先生后来还专门撰写文章为此感到痛心不已！[9]包括但不限于上述这些情况今天当然都有所改变，但当年那些管理所留下的一些记忆却往往成为了一种融化在血液里的“下意识”，甚至“潜意识”，这些“下意识”和“潜意识”也因之而成为影响包括但不限于科学传播在内的所有大众传播在“渠道”上不能“破圈”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传播对象方面的原因

传播是“一手托两家”的工作，除了传播主体之外，还需要明确传播对象是谁。从历时性的视角加以观察，人类的传播活动，其“传播对象”经历了一个由“合”到“分”的过程。最早的传播无一不以“服务所有人”为己任，反映在当时的媒介名称的总称上就是把“大众”这个词加在“传媒”前面作为修饰语。后来，由于传媒介质和传播技术等的发展，“分众”开始成为一个“热词”，有学者甚至认为人类的传播已经由“大众传播”进入了“分众传播”的时代，随之而来的就是对于传播对象的进一步细分，这些细分至少有两种路径：一种是根据“物”的不同进行的细分，一种是根据“人”的不同而进行的细分。所谓“根据‘物’的不同进行的细分”是指根据不同传播所借助的“介质”物的不同而将传播对象进一步细分为“读者”“听众”“观众”和“用户”等等，这些分别对应的是纸质的报纸、杂志、图书的传播对象，电波介质的广播、电视以及赛博介质的互联网的传播对象；所谓“根据‘人’的不同而进行的细分”则是指根据传播对象的年龄、性别、所处区域、受教育程度、个人偏好等等，而将传播对象进一步细分为男性对象、女性对象、城镇对象、农村对象、大学、中学、小学文化程度对象、喜爱文艺的对象、喜爱科技的对象、喜爱体育的对象、喜爱新闻的对象等等。[10]在对包括但不限于上述传播对象进一步细分的时候，至少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种是“相互鄙视”。所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指的是只注意或者只重视对传播对象的细“分”，而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传播对象的“合”，而恰如《三国演义》所言，人类的传播对象也像“天下大势”一样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所谓“相互鄙视”是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类的传播是存在着一种被西方某些人有意无意地加以夸大的“鄙视链”的。前些年，曾经有一本书一度颇为流行，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格调》，书的作者是一位外国人，他认为观看电视乃是“上层贫民阶层”的偏好，而中产阶级则倾向于投资购买“品味良好”的家具，由此推而广之，纸质读物的传播对象也就是读者处于“鄙视链”的最高端，他们可以“鄙视”电波介质的传播对象也就是听众和观众，而当互联网刚刚问世时，电波介质的传播对象也就是听众和观众“多年媳妇熬成婆”之后，也可以“鄙视”互联网用户。今天的我们看来，上述行为可能显得有些可笑，但至少在当时，这却是一个如假包换的真实的存在！这种“相互鄙视”虽然表面上看似乎已经荡然无存了，但却往往化为许多人的另外一种“集体无意识”，融化在血液里，外化在行动中，从另外一个侧面阻止了不同的传播对象间的相互融合，至少在某些传播主体心里是如此。包括但不限于上述原因，就使得包括科学传播在内的各种大众传播在“传播对象”维度很难“破圈”。（文章摘编自《教育传媒研究》2021年第6期，作者系北京教育融媒体中心策划编辑、中国数据新闻大赛组委会副秘书长张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