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古典诗词中发掘天文科普资源，王玉民在《天文爱好者》杂志上的专栏“天文诗话”可谓极具代表性和特色。作者王玉民早年学数学，后师从科学史家席泽宗先生习天文学史，其在古典文学方面的兴趣与天文学史的专业训练在“天文诗话”的文章中都得到充分体现。到2014年，“天文诗话”已有70余篇文章，而话题也从最初时的日月五星越来越趋向多样化，从而带给读者一个充满诗情文采的天空。《诗意的星河（八）——古诗中的五星联珠》一文谈论的“五星联珠”是一种罕见的天象，由于它在占星学上具有丰富的含义，因此在中国古代留下了许多相关的天象记录与诗词。该文便以这些天象记录与诗词为线索，选取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几次五星连珠做出历史追溯。在这一过程中，也结合当代的某些事件对这一天象中的天文学知识进行了讲解。例如文中提到，“2002年5月发生过一次五星连珠，社会上曾传言‘五星连珠是不祥之兆，会引发地震和气象灾害’，这种说法更没什么可靠根据，因为行星离我们非常远，即使它们像糖葫芦那样排成一排，用它们的引力向地球‘拔河’，对地球造成的额外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不仅在具体事件上做出解说，作者也提醒说，“现代人掌握了行星运行规律之后，五星连珠天象的神秘性就不复存在了”，从而向读者传递了一种理念，即通过现代天文学理解行星运行规律，并在面对传言时多一些理性判断，而非盲目恐慌。
除了上述提到的几篇文章，《中国国家天问》2014年发表的文章《莫奈名画的天问解说》也极有特色。该文原载美国《天问与望远镜》杂志，如其标题所说，对莫奈的名画做出天文学意义上的解读，而它的可能性来自莫奈所代表的美术流派：印象派。众所周知，印象派画家无疑是最忠实于自己看到的自然与自己内心感受的艺术家。他们“严谨准确地描绘落笔时所见的大自然，包括天空”。有鉴于此，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的一群天文学家尝试根据画家在画中所展现的景物与光线、考虑潮汐与天体的运动状态，结合历史研究以及实地考察，推理出催生伟大画作《埃特尔塔日落》的准确时刻。该文并非出自中国作者之手，而这里提及该文的工作，实因文中至少有两个方面是值得我国的天文学科普写作借鉴的：一是该文由一线研究者所撰写，内容则是他们亲身参与研究的最新进展与成果，因此，作者们可以以亲历者的身份和视角对研究的设想与实施做出清楚细致的阐释；二是该文的视角颇为独特，充分利用了印象派画家的特点与天文学研究之间可能的重合或交叉，在展开一项创新研究的同时，也向读者传递了某种学术趣味，兼具娱乐性与启发性。
二、末日情结与实在的灾难
人类对于灾难有一种出于天然的恐惧感，但有时人类似乎有一种自己吓自己的天性。无论是哪种原因带来的恐惧，无疑都具有明显的话题性，因此也成为天文科普既生动又具有时间性的写作题材。其中，尤以“1999大劫难”和“2012”两个话题最为引人注目。
“1999大劫难”之说来自16世纪法国人诺查丹玛斯所撰写的一部名为《诸世纪》的诗集。书中的诗句均由模棱两可的文字写成，因此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它引得世界各地的学者对其中的诗句做出种种猜测，而日本人五岛勉对之做出的解释正是引发“1999大劫难”恐惧的最直接原因。按照五岛勉的解释，诺查丹玛斯的诗中暗示了这场大劫难将会在1999年8月18日发生。彼时，从地球上看去，太阳、月亮以及其他八大行星将会集中在天球的四个不同方向上，形成“大十字”，而这是上天特意安排以警告和惩罚人类的信号，而地球人类将面临一场大劫难。
这一说法在世界各地引起了程度不同的疑问或恐慌，中国也不例外。而科普作家卞德培撰写的《一九九大劫难》一文则是当时的天文科普作家针对公众中的疑问所撰写的文章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篇。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在对此事缘起做出清楚交代的基础上，找出问题并做出细致的反驳或解说。
通观全篇可以看到，作者的一个基本思路是针对五岛勉说法中的荒谬之处，以现代天文学为依据做出反驳，并在这一过程中对现代天文学的知识进行了解说。这些反驳与解说在两条线索上展开：一是理念，二是具体的天文学知识（常识）。例如作者在文章中注意到，五岛勉“给每一个天体赋予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特性’，或说它代表什么，这些‘特性’有的来自希腊神话，有的则是这些天体的物理性质的转义”，“不仅如此，五岛勉还赋予每个星座各种‘特性’”。对此，作者一方面提醒他的读者说“神话和科学毕竟是两回事，神话中英雄人物的性格无论如何不能看作是天体的‘特性’”；另一方面，则从现代天文学的角度对星座的意义做出说明，即“为了便于识别星体和从整体上认识星空，天文学家按照恒星在星空中的分布情况，将它们分成若干个区域，每个区域就是一个星座”，因此，“星座并非实体，同一个星座里的星星彼此之间的距离有成百上千光年之遥”。事实上，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在近数十年所流行的各种星座书中，以神话故事或人物为星座赋予某种特性也正是其中最主要的做法。当作为一种娱乐消遣或社交方式时，这些说法的确颇为生动有趣，但“1999大劫难”的个案则不同，既然它可能引起部分公众的恐慌，那么以科学方式做出区分就显得极为必要。
而在以现代天文学常识对“1999大街南”进行反驳的同时，作者也显然注意到五岛勉的说法之所以很有迷惑性的原因在于，他“套用了一些科学术语，特别是天体和星座之类的天文学名词，也确实迷惑了一些人，使一些人信以为真”。
相比于“1999大劫难”，“2012”则因有更多商业化因素加入其中而引起更多关注，由它引出的话题也趋向多样化，有知识层面的辨清——例如《“五星联珠”与“世界末日”》，也有更多文化意义上的探讨，而后者尤其引人关注。尹传红的《世界末日情结》正属于后者之列。
正如其标题所包含的，这篇文章是围绕“末日情结”而展开：为什么世人总有一种世界末日情结？世人对末日的兴趣，与人类普遍的不安全感、对未来的不确定感有关系吗？这种情结是不是现实危机感的心理投射？为此，作者从历史中寻找线索，从文化中寻找答案。从这种求解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造成末日情结的原因并不那么简单，既根植于深厚的文化与历史土壤中，同时也与每个不同年代的社会心态有关。而作者尤其注意到“当今社会已进入危机常态化时代，人们似乎变得更敏感、更脆弱了，尤其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信息渠道的增多，传播速度的加快，都使人们对‘末日’的恐慌易于转向人类难以预期和掌控、瞬时可吞噬生命的自然灾害”。“这种现实危机感的心理投射，既是自然环境恶化、天灾人祸不断、令人们越来越没有安全感的必然反映，也是人类对科技变革产生疑虑、对不确定的未来充满恐惧的内心表现”。
在对末日情结做出上述分析的同时，该文的反思意味也是明显的。“不管怎么说，末日论的作用就像放大镜一样，提高了人们对迫在眉睫的生态问题的警觉度。众所周知，我们今日社会的特点是人们普遍只关注此时此地，只考虑一时之享乐，只重视由日常事务与文化强有力支持看的眼前的感官享受。而且，我们确实也需要研究：为什么人们在被告知并确定有关危险（比如说环境恶化、全球变暖）之后，仍会我行我素地做一些只会产生短期利益并会带来不应有的长期危害和高昂代价的事情”。
从全文来看，除了对末日情结做了相应的分析，其对于科学传播实践也是富于启发性的。当今时代，科学传播仅仅讲解知识性内容是远远不够的，而应更多考虑文化背景，从而使传播更为有效。
与上述两个公众话题不同，一些实际可能发生的“太空劫难”却似乎并不怎么为人所知。刘学富的《太空大劫难——彗星、小行星撞击地球的危机》、张光祥的《小天体撞击不是杞人忧天》则以此为题介绍了近地小天体研究的新进展，在提示出小天体撞击地球的可能性的同时，也对人类可能采取的防范措施做了简要介绍。
无论是对“大劫难”“世界末日”的辨清，还是对实际可能发生的“太空劫难”的提示，二者在科学传播上的意义其实是相同的，即提供给公众尽可能多的信息，从而使公众可以在掌握科学事实的基础上保持理性判断，从而更好地把握自己的未来命运。
三、小结
1979年以来的科学写作经历了从传统科普到科学传播的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天文学小品的写作也呈现出与之前时期不同的特点。
1.这一时期的天文学小品，在主题方面越来越趋向多样化，而在写作上则越来越趋向个性化，写作者个人的兴趣会比较多地反映在这些天文学小品中。例如前述提到的王玉民先生的“天文诗话”专栏以及李竞先生的《小行星家族中的音乐殿堂》等文，一方面体现了天文学小品写作手法的多样化，另一方面也正表现了写作者的个人趣味。
2.以重大天文事件或公众关心的问题作为由头引出话题，对具体的问题做出天文学意义上的阐释，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种对于重大天文事件或公众关心问题的解说愈加呈现出更宽视野、更多角度等特点。除了上述提到的以“1999大劫难”以及“2012”为主题的文章之外，1996年8月NASA宣布已发现火星上曾经存在生命线索的消息在当时也广受关注，卞毓麟先生的《寻找火星上的生命》以此为由头，细致梳理了人类对于火星以及火星生命探索活动及其在科学上的意义，并认为“人类对火星的探索，如同任何重大科学探索一样，必定要付出巨额的财富，消耗一代又一代科学家的精力，而得到的则是无价之宝——知识。历史业已再三地证明，不断探索，积累知识，这是人类得以生存发展的创造力的源泉”。2009年7月22日的日全食引发了公众的天文热情。在此之际，钮卫星的《从上天的训诫到造物主的礼物》一文追溯了人类历史上与日食的种种“恩怨”，从而使普通读者在看过难得一见的奇观之余，更能了解日食对于科学研究的意义。【文章选自《百年中国优秀科学小品赏析》（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主编：姚义贤、陈晓红、李正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