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媒介研究是科学传播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耕织图是我国传统社会中传播农业技术和农业文化的一种特殊绘画形式。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型过程中，耕织图的印刷媒介由雕版转变为了石版印刷。通过分析不同耕织图的传播方式，梳理近代耕织图传播方式的变化，研究发现尽管石版印刷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耕织图的复制和传播，但是传统耕织图的科学传播模式却中断了。这一现象表明媒介和科学传播之间并非直接作用关系。当科学传播试图和其他领域合作进行科学传播时，需遵循其他领域的规则。

关键词：耕织图 科学传播 媒介研究 石版印刷术

1 研究背景

在科学传播过程中，媒介不仅影响着科学传播的效果，同时也塑造着科学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影响科学的公众形象，因此是科学传播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1]。但是，不同媒介和科学传播之间的作用方式和效果存在差异[2]。从传播目的来看，科学传播可分为：有意识和无意识的科学普及两种类型；结合传播效果来看，则可分为：有意识有效传播、有意识无效传播、无意识有效传播、无意识无效传播四种情况[3]。人们对于科学传播中媒介的关注，其实是对有意识的科学传播及其效果的关注。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科学传播活动都可以用有无意识或者有效无效来简单分类。耕织图现象就难以通过上述研究路径进行分类。

作为本文研究案例的极有中国特色的“耕织图”，在科学传播领域已经有了若干相关研究，在一般历史学领域中的研究成果更多。从背景上讲，“耕织图”一词最初来自于南宋。宋高宗为了巩固政权，下诏劝课农桑，以此作为考核官吏政绩的一项重要内容[4]6。当时，身为於潜县令的楼璹绘制了45幅《耕织图》，包括21幅耕图、24幅织图，每幅图附五言律诗一首，配合其画面内容，详细描绘了耕种和蚕织的每一个重要环节的情景。该画作完成之后，朝廷不仅嘉奖了楼璹，同时将其作品绘制在郡县大门东西两壁，便于民众观看[5]19-33。后世各朝皇帝和文人墨客均以楼璹版耕织图为蓝本，不断对其进行临摹和改写。通过木版印刷的仿真复制方式，耕织图将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和对技术及生产场景欣赏的审美旨趣广泛传播[6]290。近代中国社会，许多耕织图则通过西方传入的石版印刷技术大批量复制和传播，如石印本《御制耕织图》《古今名人画稿》《蚕桑图说》等。石印耕织图主题产品对当时的社会文化产生了广泛影响。

尽管，当前关于耕织图的研究汗牛充栋，但对耕织图的科学传播作用方式及效果存在不同观点。同时，耕织图中的媒介因素及其变化鲜有人关注。因此，耕织图现象值得作为一个理解科学传播和媒介关系的合适案例。

本文首先将打开耕织图概念的“黑箱”，借此探究不同类型耕织图之间互动及其对于科学传播的意义以及媒介的作用。其次，本文将探究从雕版印刷到石版印刷的变化过程中，媒介技术的改变给耕织图传播带来的变化。希望通过这两方面的探索，拓宽对科学传播和媒介关系的理解。由于耕织图载体类型繁多（耕织图的载体形式繁多，包括绢本或纸本的书画、印刷书籍、年画、瓷器、屏风、牙雕、石刻等，乾隆皇帝甚至还命人以耕织图为主题，在颐和园中修建了田园景观的清漪园），本文仅以绘本和书籍形态为讨论对象。

图1 南宋翰林图画院摹绘楼璹《蚕织图》（黑龙江省博物馆藏） （楼璹《耕织图》及其石刻本均已失散。该图为南宋翰林图画院摹绘本，《宋史·艺文志四》记载：“楼璹耕织图一卷，高宗阅后，即令嘉奖，并敕翰林画院摹之。”）

2 打开耕织图概念的“黑箱”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耕织图被诸多领域关注。科技传播和农业史研究的出发点在于农业文化和农业技术的推广，往往把耕织图划分到农学范畴，各类农学史均对耕织图进行了著录[7]。而艺术史研究的出发点是关注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各种载体的耕织图及其图像的社会意义都是其研究对象。由于研究的出发点不同以及对耕织图的界定含糊，不同研究领域间并没有形成真正的有效对话，进而对于耕织图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了农业技术知识存在不同看法。目前不同领域都认同耕织图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农业文化的象征符号，其文化传播意味大于技术知识传播功效[6-8]。但是，对于耕织图难以传播技术知识的遗憾还是跃然纸上[9] 。

上述情况说明从单一学科维度无法看清耕织图文化现象的全貌。因此，抛开学科视角，理清历史上不同版本间耕织图的关系是解决问题的基础。中国台湾地区学者周安邦对明清时期耕织图版本的梳理可以作为讨论的基石。从后文图2可以看出，后世以楼璹耕织图为蓝本发展出的各种绘本和日用类书籍属于两条不同的传播路线。一方面，楼璹耕织图及其后世刻本被李松、程棨等画家及清代皇帝命画师临摹的绘本[10]42（图3）以及朝臣们敬献的耕织图墨宝和印刷本[11]皆可视为文人仿画模式的传播（以下简称“艺术型耕织图”）；另一方面，诸如《便民图纂》的农书（图4），虽然有模仿楼璹耕织图的内容形式，但由于其载体和目的是日用类书籍性质，因此始终是以书商刊刻的典籍模式传播（以下简称“农书型耕织图”）[10]161。这种现象可以理解为，楼璹创作的耕织图图像范式在文人仿画和农学典籍之间游走，文人仿画和农学典籍在表达农业生产场景时可以共享同一套图像语言。

图2 楼璹《耕织图》流传概括[10]42

图3 传元代程棨摹楼璹绘本《耕织图》（赛克勒美术馆藏）

图4 明代《便民图纂》[5]69

历史上的绘画评论和农书的实际传播足以说明这种传播路径分类的合理性。一方面，自宋朝以后，耕织图及相似的风俗画主题开始出现在画学中[12]161-165。耕织图所呈现的农业技术生产场景和技术物变成了被艺术欣赏的对象。由文人临摹或模仿的楼璹耕织图，如程棨版和仇英版耕织图等，历来是以书画形式的艺术品形态在世间流传。乾隆收藏的《程棨摹楼璹耕织图》所留的诗中，随处可见从绘画艺术角度对该图的品评，如“良工漫费丹青笔，难写罗敷一片心”，又如“古意日远图谩写”“好看笑笑有声画”[10]162。另一方面，由社会精英阶层所书写的传播农业知识的书籍，如《王祯农书》《齐民要术》之类的经典农书，尽管也含有农业图像并且同样获得了符号象征的地位[6]281-282，然而不论是古代还是今天，绝少有人会从绘画艺术的角度，临摹这类农书中的图像。这从反面说明，文人仿画传播模式的艺术型耕织图与《便民图纂》一类的农书型耕织图遵循了不同的传播模式。两者的交集是对农业文化和技术的重视。

那么，现在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艺术型耕织图和农书型耕织图之间存在何种关系？这种相互作用关系对于科学传播来说有何种意义？

首先，从科技传播视角来看，文化传播也可以作为科学传播的一类[8]。因此，艺术型耕织图对于农业生产实践知识和技术的传播是有效的，同时也是科学传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次，不同类型耕织图承担的科学传播作用不一样，并且两者之间具有自上而下的渗透关系。在精英阶层内流通的艺术型耕织图是一种具有农业文化和“劝农重农”意识的象征性作品[6]271，可以将它视为一种引导文化的符号，吸引社会各阶层追逐的一种文化资本。这部分耕织图在科学传播中扮演“旗帜”和“号召”的角色，而农书型耕织图扮演的则是响应这种“号召”的具体操作手册，负责传播具体的耕织技术及知识。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绘画艺术和日常科技书籍的图像交织在一起的现象并非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北宋时期，随着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崛起，人们对绘画的价值认知逐渐发生变化，使绘画由原本的工匠技艺上升为高雅的文人艺术活动，而绘画的视觉象征意义也因此逐渐受到重视，成为统治阶层维护政权的重要手段[13]。《耕织图》则体现出唐宋时期因科举制而兴起的文人士大夫阶层心目中理想国家的政治组织与社会结构的主张与构想，它是一种改革建议，充满政治隐喻，强调了体力劳动者的尊严及其在维持社会秩序中担任的积极角色[14]41-46。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文人画耕织图才能在绘画艺术殿堂中占有一席之地，才能成为农业技术知识和文化传播的一个载体。这种对文化资本的模仿，不仅限于在艺术型耕织图和农书型耕织图之间，像清代杨柳青年画等民间艺术亦对楼璹体系耕织图进行模仿[8]。这更加表明了艺术型耕织图作为一种绘画艺术对农业文化传播的影响。

那么印刷术在耕织图的这两种传播模式中间起到何种作用？印刷技术的天然属性是复制与传播。在古代，耕织图通过木版印刷的仿真复制方式向大众扩散，将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和对技术及生产场景的欣赏的审美旨趣广泛传播。由此，耕织图景变成视觉画面资源中的一部分，成为一种人们可以借用的表现乡村生活的典型图景[6]290。但是，由于木版印刷的刻版较慢、时间和劳动成本较高，要想获得仿真度高的精美文人画模式的耕织图木版画非常困难。因此，文人画耕织图及其精美印刷品都是一种难得的文化资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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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选摘自《科普研究》2019第1期，作者系陈翔、刘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