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1. 本文从科学家与媒体的关系、科学家在科学传播中需要遵循的守则、科学家在谈论风险时需要特别注意的方面对《科学家与媒体交流指南》报告进行全方位的解读。总结出科学家通过大众媒体传播科学研究进展和提供科学建议时所应注意的事项和遵循的守则。

2. 文中的《科学家与媒体交流指南》报告同样适用于当前时期中国科学家参与科技传播活动的情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普事业发展提供参考，对当下我国科普事业发展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一、科学家与媒体的关系

《科学家与媒体交流指南》中认为，大众社会的所有纳税成员对于科学研究现状进展以及趋势都有知情权，他们需要了解真相。但是他们获取这方面知识的主要来源不是同行评审的论文、书籍和会议纪要等这些专业研究人员的工具。相反，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大众媒体与越来越多的互联网网站才是 绝大多数公民了解有关科技进步和接受科学建议的渠道。

1.大众媒体在科学和欧洲公众的交流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而且在更广泛的对话和参与的过程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欧洲公民虽然对科学家的信任程度一直很高，但这可不是无条件的调查显示，科学团体和公民社会间增进信任需要双方保持良好的沟通，增加接触和对话。而在这个过程中，大众媒体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科学家与媒体交流指南》还显示，欧洲大部分科学报道还是相当准确和详实的。这些新闻不仅 仅从学术层面，还从结果产生的过程中对道德和伦理的影响方面进行报道。 从欧盟的角度来说，讨论新技术所带来的潜在风险和收益是十分常见的，在自由民主的制度中，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科学家是有责任对这类事情尽心竭力的。此外，调查还显示大众所追求的并不仅仅只是学术知识的传播，还需要科学家或科学团体提供管理风险的建议，或将潜在的利益最大化的方法。

2.当科学家力图传播他们所承担的研究的最新进展产生的结果，甚至是对公民社会成员带来的影响时，让科学家们了解媒体的作用以及其在社会系统内部中运作的详情是至关重要的。

报告中强调，公众认为科学家团体有义务去和大众媒体主动沟通，并且事实上作为使用科研资金的额外附加条件，他们也有责任这么做。虽然在通常情况下，大众媒体并不会免费为科学家提供帮助，并且身为纳税集团，大众媒体在向读者和观众传播知识的同时，也要考虑到信息传播的娱乐性和争议点。这就要求科学家在利用媒体进行传播时需要尽可能的避免误解，主动监督其报道是否做到准确和公允，这不仅仅符合科学家自身的利益，而且符合最广大的民众利益，他们有权利了解这些以公民税收为专项资金基础的科学进展。

3. 当科学家在并不擅长的传播领域进行交流时，从专业人士那里获取帮助将会事半功倍。

由于科学语言和公民日常生活用语在基础方面的差异过大，使得在交流过程中容易产生明显的曲解，甚至进一步引起怀疑或恐慌。对于科学家来说，他的回答必须依据概率和潜在的未知进行描述，而对于其他普通公民来说，这就很有可能会被认为是含糊其辞或者是老谋深算的试图“掩盖” 某些潜在的危险。针对这种现状，虽然仍有机构坚持让研究人员先与记者或是相关人员进行对话。但是某些知名大学内的院系和科研机构已经开始越来越多的雇佣新闻官（也可以称为媒体官或交流官）来充当研究人员和媒体间的桥梁。这些人往往有着新闻业或公共事务的背景，并且对于媒体运行的方式有着深刻的洞察力。虽然可能在某些特定的学术领域中，他们可能专业基础薄弱，甚至一窍不通。但是在向公众传播科学的过程中，在帮助科学家交流的过程中，他们起能到的作用是无价的。

二、科学家在科学传播中需要遵循的守则

1.当某些研究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或尚未在同行评审的杂志上发表时，要在交流中说明。虽然对于科学家来说，强调自己的研究或发现的重要性是一种本能，但这却并不一定符合科学家自身或者公众的利益。因为前期研究虽然也可以揭示某种相互关系，但是其包含的因果关系却不一定明确。在交流时指出这一点，就会避免很多误会和失真。

2.科学家都有责任以一种最不可能会误传的方式展示他们的工作成果。对于科学家来说，强调自己的研究或发现的创新点也是一种本能。但是某些记者却往往热衷于凸显一些并不像他宣传的那么重要的所谓科学界争端，这种刻意误传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3.当科研成果通过媒体渠道传达给公众时，需要审慎和负责的态度。英国皇家学会最近强调指出，研究成果会不时的对人们的行为生活方式，幸福感甚至公共政策产生重大的影响。一旦某些研究成果影响到这些领域的时候，在通过大众媒体描述它们时就需要特别小心。因为此时，出现失真的可能性将会变得极大。

三、科学家在谈论风险时需要特别注意的方面

1.科学家在传达自己研究所带来的风险和收益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一 定要在有意义的情境中谈论风险或受益，这样公众才能理解。MMR 疫苗恐慌的例子令科学家开始意识到通过媒体传播科学信息时，科学家需要找到大众能够理解的方式或合适的角度才能探讨关于研究自身存在的潜在的风险和利益。

2.比起人们觉得自己能够稍加抵御的风险，公众往往对于那些无法控制的风险更为担心。尽管在统计学上来说这些风险可能会极低，但是人类的天性往往会使其不自觉的放大感知到的威胁，同样也有可能被外界施加认知风险，比如废物处理中心和移动通信信号塔的选址。

3.即使有些事件引发群体极端焦虑的可能性非常小，但是其所导致的后果却相当严重。在英国，随着疯牛病爆发后产生的大范围的抵制英国牛肉事件和世界上对待 SARS 与禽流感的应对都证明了这种影响。

4.虽然我们可以将部分事件出现负面结果的风险精确的评估出来，但是还有我们不能精确评估的，在很多领域中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混乱和无 知。例如，对于 VCJD 症来说：由于致病机理我们尚没有确认，所以我们很难估计在一段时期内，究竟有多少人感染上了这种疾病，未知的情境将会进一步加重人们对风险的群体焦虑。

5.无论潜在风险有多小，只要人们认为没有实实在在的收益，公众就会对该项研究成果产生敌意。在欧洲，人们拒绝转基因作物和食品的例子就很好的反映了这一过程。相比之下，科技或者方法所带来的利益如果非常明显，人们对其中所包含的风险认同程度就会大大下降。例如，人们会认为 X 射线可能会比从核反应堆中飘出的放射性微尘要安全。虽然汽车是最危险的运输形式之一，但是人们认为汽车的实用性远超过其所带来的危险。

6.人们对风险的认知和反应，并不一定“科学”。对于科学家来说，风险就是简单的统计概率问题，将一个事件可能发生的概率乘上这个事件所带来的危害就是该事件的风险。可是，任何一个普通人，甚至连“下班”之后的科学家自己，都不会这样考虑风险。在认知风险时，很可能会将道德和政治因素不自觉的添加到认知之中。例如，有些人对农业生物技术持怀疑态度，源自于他们担心跨国公司可能会控制那些在非洲和亚洲的小农户。

7.科学家需要意识到，即使是关于自己的研究所带来的风险和利益的最谨慎的表述，也不能保证其他人都会按照设想的那样来解读。如果与科学家沟通的记者和广播公司本身并不清楚自己工作的意义，那么公众误解的可能性就会更大。这一点可以通过大量有关风险沟通的文献和统计参与者所提出的建议中看出。

8.“不确定性”可能是在科学家试图与非专业的公众沟通和交流时遇到的最大问题。由于不确定性建立在可能性和概率上，对于包含了许多必要的不确定性的实验科学来说，给出某些可能是“安全”的证明是根本无 法做到的。一些风险沟通领域的专家甚至建议，当某一领域中的风险大小的不确定性很高的时候，明智的做法可能是推迟交流的时间直到更加准确 的评估建立起来。

9.在任何声明中都应该尽早的确切阐述绝对风险的存在，以便让公众理解增加风险或者风险本身的相对意义。在没有简单清晰的表述出绝对风险之前不要谈论相对风险。例如，有很多新闻报道和广播新闻中都声称： “研究表明，影响因素 X 每多一项，其风险 Y 就会增加 30%。当然，如果没有变量X 的引入，单单只考虑风险 Y 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对于只是瞟了一眼文章的读者来说，这就会被简单的曲解为风险是影响因素的三倍——一个高得惊人的数字。

10.在某种有意义的情形中，比较一种新发现所带来的风险和人们更为熟知的另外一种风险是一种有效的传播方式，但要注意比较的相关性。举个例子，当科学家试图告诉人们死于食源性污染（例如丙烯酰胺）的几率比中国家彩票的头奖的可能还小这种说法并不明智。更好的方式是将丙烯酰胺与二恶英、多氯联苯或其他已知的致癌物质所带来的风险进行比较。

四、如何让我国科学家更好地参与科学传播的建议

1.建议当科学家在其并不擅长的传播领域进行交流时，需要充分考虑到大众媒体的作用，相信在科研机构和高校中设立类似新闻官的科普工作人员岗位将会更好地助力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工作。

2.建议科学家在参与科学传播工作时，为了尽量避免任何造成误会和失真，需以审慎和负责的态度向公众展示科研成果，还要指出研究所处的进展阶段。

3.建议科学家一定要在有意义的情景中传达研究所带来的风险和收益，并且需要谨慎表述。采用公众更为熟悉的相关风险来类比自己研究所带来的新型风险会更加符合公众的认知规律。（文章内容来源于科普传播之道微平台，作者系高健、陈玲、张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