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唯科学主义：一种值得警惕的传播学研究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传播学重新引入中国，发展迅猛，成果斐然。新事物在发展过程中难免面对新的矛盾和问题。当前中国传播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涉及到传播学舶来中国的历史问题，也与中国本土学术研究传统有关，一定程度上也与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学术环境有关。除却以上因素，如果仅从思想源头找原因，目前传播学研究和发展中的问题，也与中国唯科学主义的传统有直接关系。从美国引入的传播学因为先天具有科学主义的典型特征，相较于历史相对悠久的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唯科学主义的趋向尤其容易被彰显激发，其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唯方法论马首是瞻。

比较中西传播学的发展，虽然以美国为代表的实证主义传播学有其不足与限制，但美国实证主义的价值必须得到承认与尊重，这是美国学术生态环境所赋予的。美国的实证经验学派非常重视研究效果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适应其社会发展的需求，如传播学研究所关注的选举问题、受众选择、电视暴力等问题，都有其非常明确的课题性、实际紧迫性。同时，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也有非常成熟的、能够支撑其完成的基金和机构。以拉扎斯菲尔德的“广播研究项目”为例，拉氏这项研究的前提和目标带有明显的适应性。它在主要方面，契合罗斯福政府为寻找“走出危机”的策略而呼唤传播媒介的要求。拉扎斯菲尔德写道：“广播现在使整个国家成了实验场。一个相当集中控制的行业提供了各种刺激、所有的民众团体对其的反应都可以被研究和比较。” (切特罗姆,1982/1991:140)由于世界危机的来临，有关广播等大众传播的效果研究，对于国家制定政策特别有用。此外，新时期的广播研究也极为迎合美国媒介产业的商业特性，“美国的广播为的是出售货物，它的大部分其他可能影响潜藏在一种奇特的社会机制中，这种机制使商业效果得到最强烈的表现。” (切特罗姆, 1982/1991: 140)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经验主义媒介研究者都是将自己置于现行的体制之中，总体上接受它的价值和目标，并为最佳效果的发挥和改良做出论证和分析 (殷晓蓉,2002)。

美国传播学研究不仅有成熟的基金和机构资助其完成，更有健全的评价体系和学术制度去规范。在这样的社会语境和学术环境中，实证经验学派在研究过程中善于及时修正发展其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即使这种修正没有范式意义上的巨大突破，但它维持了这个稳固的学术体系的成长，促进其研究的分工细化。默顿曾对经验主义研究的检验或证实假说功能进行了理论层面的辩护，他认为：“经验研究远远超出了证实和检验理论的被动作用，即它做的比证实或者反驳假说要多。经验研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塑造理论的发展上，它至少执行着四个主要功能：创立理论、修订理论、转变理论、和澄清理论。” (罗伯特·默顿,1968/2006:225)如上这些都是美国实证经验研究独特的文化语境，也是其得天独厚的优势。

同样“学习”美国的实证主义，中国传播学界却难成大气，难有创造性的理论突破，原因何在？事实上，经过一百多年的学术发展，实证主义在美国学界已经成为一种学术规范，并且形成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操作原则和习惯，这套学术规范，我们斗胆地说，在中国可能还是一片待培育之地。

作为舶来品的传播学，在中国首先没有实证主义的悠久传统，以实证为研究方法和口号的研究者许多也并没有接受过系统专业的实证训练。在这个“实证研究”蔚为大观的队伍中，很多学者属于“半路出家”，从新闻学、文学或者工科研究者转行为传播学者，原因或许更多并非源于热爱传播学，而是因为传播学的门槛低、易出“成果”，操作性强（换种说法就是缺乏理论深度）。胡翼青 (2010)这样描述当下新闻传播领域的普遍现象：申请大小课题，研究设计基本都是采用清一色的实证研究方法；递交的研究报告，也基本上都是常识性的社会调查报告，甚至是市场调查报告。而在这一现象的背后，是数量可观的人力、智力和财力的浪费：这些实证研究中的大多数不但缺乏学术品位和理论创新，而且实际上对于实践和问题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指导作用。陈韬文 (2008)也曾对整个中国传播学界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总结，他撰文指出研究中存在以下问题：一、研究缺乏规范，低水平高度重复性研究盛行；二、研究生力军聪明有余，基本训练不足；三、理论问题意识不强，缺乏突破性研究典范；四、缺乏跨学科和全球的视野。这些都反映了中国传播学研究方法存在着极大的风险与盲目性。

所谓“方法”充斥各种以“实证”为原则的论文中；大小学术会议中满目“媒介呈现”、“定量分析”等低水平无结论（或结论为一般常识的伪结论）的描述性研究。陈力丹批评本学科的学位论文：“模式化太严重，越来越多的所谓论文，就是一项具体的量化分析，选题本身可能没有任何学术意义……将某个外国媒体关于中国的某个形象、某个问题的简单量化分析作为硕士论文题目，比如《纽约时报某年到某年关于中国某某问题的量化分析》，理论上没有贡献，应用上没人会去参考。”

对方法论的盲目推崇甚至发展到，一篇论文中如果没有量表没有建模似乎就不算传播学论文；而一篇结论人所皆知的调查分析报告，仅仅因为其充斥数据、量表、模型，在各类学术会议获奖也并不稀奇。正如陈力丹的批评：“有些文章写出来后形式上是规范，前面有选题论证（其实说半天都是套话）、理论依据（全部是学科内常识）、方法交代（多数方法本科生都会），随后是一堆统计数据（大数据时代，网上搜索材料不是难事）和极为简单的百分比柱图、饼图，最后的结论就几句话（不做也知道），有时加上几句建议或措施之类的行政套话。就算所说都是事实，又怎样？没有学术意义。”学术研究中的浮躁助长了唯科学主义的研究取向，而这种唯科学主义、唯方法论又造成学术研究评价体系的恶性循环，再加上论文经济等体制性问题的刺激，原本就在研究范式上先天不足、基本功不扎实的中国传播学，不要说进行突破，形成本学科稳固的体系和学科地位恐怕都很难。

中国传播学真正意义上的实证研究尚未建立，有国际影响力的理论创新也鲜有出现。反思现状，必须正确面对传播学建制以来就已经存在的科学主义的影响。联系中国现实，尤其要警惕当前传播学研究中的唯科学主义趋势。通过反思传播学的传统和方法，以及对本学科研究传统和现状的描述与质疑，我们认为传播学应该要有更多本土的问题和研究框架，而其前提是规范既有的实证研究，创新后实证研究路径。

本文并非以简单否定西方科学传统和实证方法为目的，而旨在重新审思传播学研究初期的科学主义，反思现实研究中值得警惕的唯科学主义。传播学的研究问题的确有一部分需要诉诸自然科学的相关研究视野和方法，但这毕竟只是研究问题的一种参照工具而已。人与社会绝不是仅靠物理学、生物学就能解释和模拟的。对人类传播现象的研究从根本上应该关注的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行为，以及其背后与被建构的人类社会和文明。除了要消除对科学主义的无意识盲从之外，研究者更应该防范的是现实中对科学主义有意识的包装修饰。用科学的方法去处理非科学所能解决的问题，以及用非科学的方法故作“科学”地东施效颦，都是本文对之持否定态度和批判的。

总而言之，无论是科学主义还是实证主义，对其历史的评价终究要回归现实的实践，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只是在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造世界。对于当代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而言，一方面要能够质疑反思研究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另一方面更要苦练基本功，摒弃研究中的唯科学主义态度。只有先吃透了什么是真正的实证研究，了解方法有哪些适用性，明白实证到底解决哪类问题，理解实证之外的其他研究逻辑，才能够正确认识科学研究和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的异同悬殊。如此这般，假以时日，自然不难从中西多元的视角驾驭真问题，开拓旧路径，阐发新理论。（文章选摘自《国际新闻界》2015年37卷2期，作者系吴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