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国外科学传播活动案例。根据研究主题，按照针对学生开展科学传播活动、以科学节或纪念日为主题开展的科学传播活动和基于调研开展的科学传播活动，分别梳理了各类研究的主要内容和主要观点，总结出国外科学传播活动案例研究具有研究主题比较广泛、研究视角比较多元和研究过程比较具体深入等特点，并提出了对我国开展科学传播活动实践及其研究的启示，为我国科学传播活动实践和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国外，科学传播活动，案例研究，科学节，调研
1.研究文献总体情况
根据Scopus数据库学术文献统计，采用TITLE-ABS-KEY（Science popularization）、TITLE-ABS-KEY（Science communication）、TITLE-ABS-KEY（Popular science）、TITLE-ABS-KEY（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TITLE-ABS-KEY（Public engagement in science）、TITLE-ABS-KEY（event）、TITLE-ABS-KEY（activity）字段进行检索，从1960年至2019年12月底，共查到国外论文有1750篇，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2000年以前国外科学传播活动相关研究文献数量很少，2000年以后逐渐增加，特别是2014年以后，文献数量增长较快。2000－2019年各年论文数量如图1所示。
上述相关研究中，涉及了科学传播活动的若干研究视角，如活动的设计策划、案例剖析、调查分析或实证研究、评价、对策建议等。因此，有必要分方面、分主题详细梳理、研究国外科学传播活动的相关文献。本文主要关注科学传播活动的案例研究，对近年来国外典型科学传播活动案例研究的论文进行了梳理分析，整理其主要研究内容及观点，总结可推广、可借鉴的典型经验，以期为我国更好地开展科学传播活动实践及案例研究提供借鉴和启示。
2.研究主题及主要观点分析
本文将目前国外科学传播案例研究划分为三类：针对学生开展的科学传播活动，以科学节或纪念日为主题开展的科学传播活动，基于调研开展的科学传播活动等。
2.1 针对学生开展的科学传播活动
开展科学传播活动是为了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激发公众对科学问题的思考、提高公众科学素质。青少年是开展科学传播活动的主要对象之一。因此，学者们针对学生（包括大中小学生）开展科学传播活动的相关研究也较多。
一些学者以校内外STEM（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ematics）教育和教育活动的创新为视角展开研究。分析此类项目及其应用效果对于我国开展青少年科学传播活动有重要的借鉴意义。García-Guerrero M等人[1]介绍了鼓励儿童和年轻人定期在学校课程之外参与科学技术活动的项目——科学俱乐部。科学俱乐部重在培养参与者与STEM学科有关的态度、能力及扩展相关知识领域等，以激发参与者对科学的兴趣和热情。2002－2016年，科学俱乐部开发了有711名儿童和年轻人参与的科学娱乐活动。此类项目有助于提高科学活动和公共传播的影响。Parker Carolyn等人[2]调研了爱尔兰巴尔的摩小学的一项社区合作倡议项目中STEM教育的成绩，具体包括3?5年级的校内STEM教育和校外STEM教育。目的是通过将科学和工程学带入低收入城市小学生的生活，提升STEM教育的参与度和成绩。Fabbri 等人[3]介绍了意大利中学和小学在课堂上采用科学和艺术教学的一个项目，学生们将自己投入绘画科学当中，由教师沿着实践科学与艺术之间联系的教育路径进行指导。在过去几年中，遍及意大利各省的186所学校加入其中，涉及400多个班级，286名教师和6294名学生。该项目在网络上发表了1726件原创艺术品，作品表达了年轻人眼中的科学方法、科学思维及其与艺术的关系，即“画科学”。同时，该项目也开展了诸多辅助活动，包括学生作品展览、比赛和网络活动等。项目已扩展到意大利境外的意大利学校，实现巡回展览以及数字馆藏。
一些学者以科学传播活动对学生科技态度和科学能力的影响为视角展开研究，其研究方法、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等都有较好的借鉴意义。Torras-Melenchon, Nuria等人[4]针对“中学生参加科学传播活动后是否改变了对科技的态度”开展了研究。调查对象是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23所中学14?18岁的1293名学生；调查数据收集时间为2014年4月和2015年4月，即第四届、第五届西班牙知识博览会举办时间；调查方法为活动开始和结束进行两轮问卷调查。调查评估了学生对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等学科的学习兴趣，对科技教育的看法，科技研究对社会重要性的看法以及未来研究领域的选择。调查使用描述性统计和统计检验进行数据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参加知识博览会后，学生对科技的态度更加积极，男女学生之间没有显著差异。Hermawansyah 等人[5]认为交流和沟通技巧是学校课程设置和教育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采用描述性方法，对印度尼西亚展玉市一所初级中学学生的科学交流能力进行了测试，并对数据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学生的科学交流能力测试结果很低，以主题为导向的沟通能力只有19.85%，研究发现导致此结果的因素之一是针对科学传播的学习活动和相关的教材较为缺乏。Artigas等人[6]介绍了欧洲天文教育协会（EAAE）联合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于2010年6月21日进行的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实验活动。Eratosthenes实验在不离开自己位置的情况下计算地球周长，来自五大洲20个国家的学校参加了这一活动。EAAE创建网站为此活动提供支持，并提供了有关地球－太阳系统动态的补充材料，通过群际交流激发学生更好地理解实验之外的科学方法。来自参与学校的学生用此网站来分享实验方法的信息、在进行测量时遇到的问题以及计算结果。Torres等人[7]使用叙述性方法介绍了一项以向更广泛的受众传播复杂信息为目的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科学传播、公众演讲、技术传播、专业传播等。活动结束后学生能得到的收获包括：解释科恩（Cohen）提出的四个构建故事框架的基本要素；在科学演示中识别科恩框架（是指Cohen提出的场景（即说话者应该积极引导听众的时间和地点）、人物（即使某种情况变得生动的个人）、情节（即轶事的动作顺序）和道德。）的四个要素；提供有关如何应用科恩框架传达复杂信息的示例；确定1?2个在所学领域中可以从叙事方法中受益的复杂概念；使用科恩的框架来创建与所学领域相关的故事。
一些学者从学校教育角度研究课程设置对学生认识和分析科学问题能力以及科学交流能力的影响，并提出了改进的建议。Youssef等人[8]认为，尽管认识到需要进行广泛的综合教育来帮助学生解决现实世界中的复杂问题，但学校所提供的多学科课程仍然很少。论文介绍了多学科研究生课程的开发与提供，课程以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中美洲地震中心的综合研究、教育和外展活动为基础，通过基于后果的风险管理（CRM）范式进行构建，目的是让学生从源头到社会去了解地震问题。Tembrevilla等人[9]介绍了物理教师如何通过参与每年的家庭数学活动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公共宣传活动转变为物理演示专家和业余视频制作人。这些科学演示视频不仅可以作为他们自己的课程和实践等教学资源，而且还可以作为他们的同行及其他教育者的有用资源。演示视频的制作有利于物理学和通识科目的教师进行实操科学、科学交流以及使用技术来促进主动学习。Jones等人[10]提到公民科学课程在教师、学生和家庭中越来越受欢迎。论文提供了大量公民科学项目实例，这些项目为学生提供了有意义的、真实的环境，使他们能够参与科学进程。这些例子包括与科学家和其他人一起收集和共享数据的任务，涵盖了众多主题。教师可以将这些主题或其他主题作为实验室或补充学习经历的一部分，或作为独立观察使用。Chong[11]认为科学与工程以多种方式影响公众，科学与工程领域人士与公众进行交流是成功的基本保障。除了技术/工程沟通之外，在课程设置中增加关于科学传播的教学内容可能具有挑战性。论文介绍了一次结合了演讲、小组讨论和小组活动的研讨会，研讨会向与会者介绍了科学传播中的一些最新且有趣的案例，并提供一些材料、参考资料和工具，以便参会者用于自己的教学中。
2.2 以科学节或纪念日为主题开展的科学传播活动
各国在科学节期间（如科学周、各种主题科学日、科学嘉年华等）均开展众多的科学传播活动，这些形式各样的科学传播活动为学者们开展案例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资源。
Abr?o等人[12]介绍了2004年第一届巴西国家科学技术周举办期间，DNA学校和信息与生物技术理事会两所机构在巴西11个城市的超市中向人们展示从水果中提取DNA的过程。论文也描述了一个全国性网络的形成过程，该网络的参与者热衷于向公众传播遗传学知识，同时在全国各地开展低成本的科学传播活动。论文还分析了这些科学传播活动带来的影响及组织参加者的看法。Okusa等人[13]认为科学日是一个活动，应在感受科学过程概念下为所有年龄段的群体提供实操课程。通过建立社区，利用科技模拟“当地生产，当地消费”，让大家接近科学，成为各自文化的一部分。Nielsen等人[14]通过分析24个科学节近1万名参与者的数据，探索了参加美国科学节的观众种类，分析了参加观众的整体情况，并与全国人口普查和民意测验数据进行比较。结果与其他公共科学活动相似，大多数参加者受过良好教育并且属于中产阶级，每年约有三分之二的参加者是首次参与。论文还讨论了公共科学活动参加者类型以及发展新的、不同的受众的必要性。Davies等人[15]以2014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大型科学节“城市中的科学”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其中的四个项目，确定参与项目的不同参与者，并关注他们所隶属的更广泛的网络。研究发现，四个科学传播项目稳定了行动者（演员）网络的多样性。这些项目不仅是关于科学的有效传播，而且包含其他目标，蕴含各种个人、职业或政治努力。作者认为参与者网络理论（ANT）可能是进行此类研究的一种工具，论文讨论了利用ANT理论进行科学传播研究的价值。Sardo等人[16]探讨了促成人们选择参加夏季文化节科学活动的因素。评估了此类活动对受众的影响，包括受众的参与度、参与原因以及他们对活动的看法和反应。面对各种文化活动，以科学为基础的活动参与的观众人数很多，科学家和其他演讲者都有很高的热情和参与度。此外，观众认为科学不是与文化截然不同的事物，科学就是文化。Salmon等人[17]研究了国际极地年激发的公众的热情以及与极地有关的教育、参与和传播研究的情况，通过案例研究、访谈和数据调查多种方法，分析了极地教育、公众参与及传播相关活动的机遇和局限性，提出了实用、反思性参与的新框架。研究表明，极地教育、公众参与及传播相关活动的价值被低估了。论文提出了提高此类活动专业性的三个重点：更好地阐明目标和目的，认识到不同参与者的动机、诉求和所贡献力量的结构，增加实践培训、丰富活动资源和完善报告结构。为此，论文提出了一个规划和设计公众参与的框架，以使活动的真正目标和预期成果更加透明和明确。这对于有效评估、学习并与同行分享经验，最终提出更周密、更有效的参与活动方案至关重要。
利用纪念日开展科学传播活动，是各国的普遍做法。它可以吸引更广泛的人员参加，为公众参与科学活动提供机会，也是学者们开展案例研究的关注点。
Grimberg等人[18]以在美国不同地区（北部、南部和中部）举办的三个“爱因斯坦庆祝节日”为研究对象，活动组成包括以展示黑洞和引力波为灵感的舞蹈以及与物理学家进行现场访谈，活动直面科学、哲学、宗教、艺术、教育等问题。作者在一个地点采访一部分参加者，重点关注参与者的知识收获、对科学的兴趣以及对这一科学艺术活动的情感反应。结果表明，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形式有效触及了大量群体，显著提高了参与者的知识储备以及对科学艺术活动的兴趣，并深化了他们对科学家的感知。Skjoldager-Nielsen等人[19]通过两个范例探讨了戏剧、科学和大众之间的关系。范例一是瑞典人导演的“黑洞－量子杂耍表演”（2014年），范例二是丹麦酒店为儿童准备的“关于宇宙奇迹的宇宙大爆炸表演”（2014年）。研究表明，戏剧是科学传播与普及的工具，作为特定类型的科学戏剧，科学信息和概念是通过戏剧进行艺术性地解释，而不总是以对科学作出肯定的方式来解释，对“黑洞”和“宇宙”戏剧作品的分析也证明了这点，也被称作“戏剧中的科学”。McAlpine[20]介绍了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通过“船舶、时钟和星星：寻求经度的故事”庆祝1714年《经度法》发布300周年，展览讲述了18世纪对经度的追求，并举办了一系列以经度为主题的活动。为了纪念这一纪念日，英国国家科学艺术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Science，Technology and the Arts，NESTA）推出了2014经度奖，通过公众投票选出问题，寻找解决当下相当于“经度问题”的解决方案。以此作为案例，论文探讨了科学史如何帮助科学传播组织将人们与科学联系起来。Montalbano等人[21]介绍了每年同时在欧洲及其他许多国家的城市举行的欧洲研究人员之夜。研究人员和教师共同设计和实施了一系列探究活动，以期使人们更接近物理学。参与者的反应表明，这些活动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动机。此外，大学和中学教师之间的密切合作是促进专业发展的机会，如共振、双折射等，这些话题有时与教学实际相距甚远。Weinberg等人[22]介绍了2017年和2018年在美国举行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科学大游行活动，它将世界各地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用行动支持科学。科学大游行在科学家和支持科学的公众之间建立了一个联盟，这有助于扩大支持科学运动的声音和观点。论文探讨了华盛顿、旧金山、麦迪逊市的游行组织者和科学大游行的工作人员对科学活动的支持与协作，科学大游行在支持科学中的作用和未来等。
2.3 基于调研开展的科学传播活动
基于调研开展科学传播活动的案例研究较多，有的学者通过实地调研和访谈获取相关数据，有的学者通过问卷调查取得相关数据，有的学者基于文献梳理分析相关数据，也有的学者综合采用多种方式取得相关数据。研究涵盖了众多主题。
Yuan等人[23]认为科学社团在科学家的职业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并且可能对科学进步产生影响，论文研究了科学社团对公众参与的看法。与21个美国科学社团的主要参与者进行的访谈结果表明，社团认同公众参与和传播的价值，并且对此重视程度一直在稳步增加。社团根据本身会员人数及组织准则，优化资源分配，支持和提供各种类型的公众参与活动。论文还探讨了科学社团在支持公众参与科学方面所面临的潜在挑战和机遇。Hetland[24]研究了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科学家如何在科学传播中构建公众，并根据Braun和Schurz的分类提出四个主要公众类别：大众、纯公众、受影响的公众和党派公众。作者利用来自挪威两个自然历史研究博物馆的17名科学家的数据，对他们的公共宣传活动进行了采访，具体包括实践活动、活动环境、活动成果、科学家传播科学的动机，以及面对不同公众群体的发言立场。Maher等人[25]阐述了随着科学的蓬勃发展和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将普遍受到科学技术的影响，人类日常生活与科技的交织将越来越密切。而包括决策者在内的大多数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是大众媒体，因此，作为一种重要的渠道，科学媒体报道填补了科学与公众之间的鸿沟。论文研究了媒体在公民中为公众传播科学（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PCS）和公众理解科学（Public of Understanding Science，PUS）所作出的贡献。论文采用聚焦小组技术来发现媒体对公众理解科学的贡献的不同方面，确定公民在科学传播方面的经验，他们与科学家交流的方式以及对科学作品的熟悉程度。在研究中，使用混合目的性采样，成立了三个焦点小组，每个小组包括8个人。结果表明，参与者通过图书馆、科技学会、科学院、科技园、文化中心、大学、儿童和青少年智力发展研究所等方式体验科学传播，通过科学广播、纪录片、科学网站、报纸上的科学专栏、科学电视等媒介获得科学体验，非政府组织等机构通过奖励制度（如国家和地区科学奖、科学奥林匹克和科学嘉年华等）鼓励科学传播。由此可见，媒体通过转换和简化科学概念提高受众科学交流的能力，增加了公众对科技项目的参与。
Metcalfe[26]分析了在过去的20年中，学者们对科学传播的不同模型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描述，但是很少有人基于科学传播实践对理论模型进行评估。论文以2012年澳大利亚对515名公众参与科学活动的调查为案例，将活动实践与三种主要传播模型（缺失模型、对话模型、参与模型）的理论特点进行了对标。大多数活动的目标为缺失模型和对话模型的混合。尽管像气候变化这样的科学争议性话题在增加，但公众参与性活动（参与性活动主要是指人们通过公民科学等参与科学活动。）似乎很少。这些活动似乎与缺失模型共存，甚至取决于缺失模型。科学传播学者可以通过科学实践活动的目标认识到任何活动都可能通过多种方法来开发传播模型。Frigerio等人[27]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公民科学通过激励公众与科学家互动并积极参与科学研究和监督而发展。论文以受过培训的小学生传播有关濒危鸟类的知识为例，传播此类知识的目的是让当地社区参与对欧洲秃鹃自由飞行及其保护区的长期监测。采用的具体方法是：当地的小学生与研究人员保持定期联系，与鸟类进行户外接触，并与尽可能多的人讨论他们的感受。然后他们作为调查者评估公众对有关该物种的一般知识、有关当地保护区的知识和公众对科学的态度等方面的认知。在两个不同的评估年份（2012年和2016年）共调查了387人。调查问卷由学生及其老师共同设计，该项目在两年的评估中，问卷都是相似的，所有问题均为封闭型题目。研究结果表明，在两年的评估期间，被调查者提供的正确答案的比例有所增加，通过传播活动，可能在公众科学态度方面引起可持续的变化。以科学教育为基础的活动可以鼓励学生参加科学传播，发挥学生提高科学知识传播效果的作用。Boyette等人[28]以来自美国14个科学博览会的5498份参与者的调查数据为样本，使用概率模型对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有过与科学家互动的受访者对自己经历的评价要比那些没有过与科学家互动的受访者更积极，在这些大型公共活动中，科学家可以积极地影响公众对他们经验的感知。科学博览会已经成为推动科学家与公众接触的良好教育机会。
Didegah等人[29]通过调查五大科学领域（这里五大科学领域是指社会与人文科学（Social & Humanities）、生物医学与健康（Biomed & Health）、生命和地球科学（Life & Earth）、物理和工程学（Physical & Engineering）、数学与计算机科学（Math & Computer）。）学术论文的样本，在推特上探索科学传播。对科学传播者的规范、行动发起人的特征、反应的程度和质量、个人和群体的互动，以及在科学传播过程中各种参与推文的分布等进行了研究。大量参与者参与推特上的科学传播，个体市民和个体研究者发挥了重要作用。关于学术论文的绝大多数传播活动都是未经消化的传播，几乎没有任何辩论、争论或集体反思的迹象。Sá M J等人[30]认为，虽然学术会议一直是传播科学新知识、进行社会互动以及在科学家之间建立社交网络的优先渠道。但是虚拟会议（参会人员并非在同一个地方开会）的出现及其广泛使用的趋势，意味着科学活动的框架改变了。论文分析比较了学术会议的几种模式，提出它们的优点、局限性和潜力。通过分析可以得出结论，虚拟会议在科学传播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并不能完全取代面对面的互动。此外，有的会议可能同时使用这两种形式，以期满足各种参与者的利益。但是，关于这一话题的文献不足，需要在这一领域进行发展和深化研究，以便能够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这一学术、社会和经济现象。
3.总结与启示
综合分析国外学者科学传播活动典型案例的研究进展及其成果，将国外科学传播活动案例研究的现状及特点进行如下分析和概括。
一是研究主题比较广泛。与我国学者科学传播活动案例研究基本相似，研究主题既涉及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等传统科学，也涉及航空航天、人工智能、信息科学、宇宙科学、地球科学、海洋科学、环境科学、生命科学及转基因技术等前沿科技发展。相比而言，研究传统科学的相关案例较多，发表的相关研究文献也比较丰富。
二是研究视角比较多元。研究涉及内容较多的有：针对学生科学传播活动的相关案例研究，包括以校内外STEM教育、教育活动的创新、参加科学传播活动对学生科技态度和科学能力的影响、课程设置对学生认识和分析科学问题以及科学交流能力的影响等等；以科学节展开科学传播活动的案例研究，包括在科学节、科学周、各种主题科学日、科学嘉年华等期间开展的众多科学传播活动的案例研究；以纪念日开展科学传播活动的案例研究，包括以科学家纪念日、重大科学成果纪念日等开展科学传播活动的案例研究；基于调查开展科学传播活动的案例研究，学者们通过实地调研、访谈、问卷调查、实验样本、文献梳理等多种方式取得相关数据，并开展案例研究。总体来看，研究某个主题或项目的较多，对大型科学传播活动的综合研究较少。但其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对我国学者开展大型科学传播活动（如全国科普日和全国科技活动周期间开展的科学传播活动）的综合研究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三是研究过程比较具体深入。从国外典型案例分析可以看出，大多研究内容介绍的比较具体，研究设计比较完整，如按照准实验、实验前、实验后的研究设计，且可以较好地体现研究目的；研究方法比较具体，包括调查对象、样本数量、采样方法等；案例剖析过程也比较深入，且大多给出明确的研究结论及其相关影响。相对而言，国内科学传播活动的案例研究，其工作性的总结比较多，研究深度不够；且大多是概况性的一般描述，缺少具体的研究设计和研究方法的应用。
因此，分析研究国外科学传播活动的典型案例，对我国开展相关研究工作和科学传播实践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García-Guerrero M, Michel-Sandoval B, Esparza-Manrique V, et al. Keeping the flame lit: the value of the long-term permanence of a science club[J]. Science Communication, 2019, 41(1): 132-143.
[2] Parker Carolyn, Kruchten Catherine, Moshfeghian Audrey. Connecting urban students with engineering design: Community-focused, student-driven projects[J]. Afterschool Matters. 2017(25): 38-44.
[3] Fabbri F L, Battistini L, Boccardi B, et al. The birth of Adotta Scienza Arte Nella Tua classe a project for teaching and popularisation of science[C]. APLIMAT 2016-15th Conference on Applied Mathematics 2016, Proceedings. 2016: 298-323.
[4] Torras-Melenchon Nuria, Grau M. Dolors, Font-Soldevila Josep, et al. Effect of a science communication event on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2017, 33(1): 55-65.
[5] Hermawansyah T, Rahman T, Anwar S. Profile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on science lesson[C]//Journal of Physics: Conference Series. IOP Publishing, 2019, 1157(2): 022-047.
[6] Artigas A, Costa A, Eyraud C H, et al. The eratosthenes space project[J]. Physics Education. 2011,46(1): 17-19.
[7] Torres D H, Pruim D E. Scientific storytelling: A narrative strategy for scientific communicators[J]. Communication Teacher, 2019, 33(2): 107-111.
[8] Youssef M A. Hashash, Aman Mwafy, Amr S Elnashai, et al. Development of a multi–disciplinary graduate course on consequence–based earthquake risk management[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inu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and Life Long Learning, 2012,22(1): 127-147.
[9] Tembrevilla G, Milner-Bolotin M. Engaging physics teacher-candidates in the production of science demonstration videos[J]. Physics Education, 2019,54(2): 025008.
[10] Jones G, Childers G, Stevens V, et al. Citizen scientists: investigating science in the community[J].Science Teacher.2012,79(9): 36-39.
[11] Chong A. Workshop: using gwyneth paltrow, kyrie irving, and donald trump (among Others) to teach science communication: Case studies for your classroom[C]//2019 IEEE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 (ProComm). IEEE, 2019: 271-272.
[12] Abr?o Possik P, Cantisani Shumiski L, Corrêa E M, et al. Você já comeu DNA hoje? Divulga??o cientí fica durante a Semana da Ciência e Tecnologia no Brasil[J]. Histó ria, Ciências, Saúde-Manguinhos, 2013(20):1353-1362.
[13] Okusa Y. View of sustainable local science community networks in Sendai-Miyagi, planning by local production for local consump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J]. IEEJ Transactions on Sensors and Micromachines, 2014,134: 241-242.
[14] Nielsen K, Gathings M J, Peterman K. New not different: data-driven perspectives on science festival audiences[J]. Science Communication, 2019, 41(2): 254-264.
[15] Davies S R. Science communication is not an end in itself:(dis) assembling the science festival[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Part B, 2019, 9(1): 40-53.
[16] Sardo A M, Grand A. Science in culture: audiences' perspective on engaging with science at a summer festival[J]. Science Communication, 2016, 38(2): 251-260.
[17] Salmon R A, Roop H A.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science communication practice and theory: Reflecting on a decade of practitioner experience using polar outreach case studies to develop a new framework for public engagement design[J]. Polar Record, 2019, 55(4): 297-310.
[18] Grimberg B I, Williamson K, Key J S. Facilitating scientific engagement through a science-art festival[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Part B, 2019, 9(2): 114-127.
[19] Skjoldager-Nielsen K, Skjoldager-Nielsen D. Theatre, science, and the popular: two contemporary examples from scandinavia[J]. Nordic Theatre Studies, 2017, 29(2): 137-161.
[20] McAlpine K. Ships, clocks & stars: the quest for impact[J]. Journal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2015,14(3): 1-7.
[21] Montalbano V, D'Onghia A M, Giambolini M, et al. Wondering with physics: engage public and teachers in science communication[C]//Journal of Physics: Conference Series. IOP Publishing, 2019, 1286(1): 012071.
[22] Weinberg C K, Gunther K E, Davidson J, et al. Conversations about science advocacy: a march for science perspective[J]. Annals of the Entom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2019, 112(2): 89-92.
[23] Yuan S, Dudo A, Besley J C. Scientific societies' support for public engagement: an interview stud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Part B，2019:1-14.
[24] Hetland P. Constructing publics in museums'science communication[J].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2019, 28(8): 958-972.
[25] Maher Z, Khorasgani A R, Hashemianfar S A. Investigating citizens' experience of 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PCS) and the role of media in contributing to this experience (A case study on Isfahan citizens)[J]. Global Media Journal, 2015,13(24): 1-30.
[26] Metcalfe J. Comparing science communication theory with practice: An assessment and critique using Australian data[J].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2019, 28(4): 382-400.
[27] Frigerio D, Puehringer-Sturmayr V, Neub?ck-Hubinger B, et al. Monitoring public awareness about the endangered northern bald ibis: A case study involving primary school children as citizen scientists [J]. Peerj, 2019 (9): e7569.
[28] Boyette T, Ramsey J. Does the messenger matter? Studying the impacts of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interacting with public audiences at science festival events[J]. Journal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2019, 18(2): A02.
[29]Didegah F, Mejlgaard N, S?rensen M P. Investigating the quality of interactions and public engagement around scientific papers on Twitter[J]. Journal of Informetrics, 2018, 12(3): 960-971.
[30] Sá M J, Ferreira C M, Serpa S. Virtual and face-to-face academic conferences: Comparison and Potentials[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and Social Research, 2019, 9(2): 35-45.
（文章选摘自《今日科苑》第3期，作者系任鹏，硕士，科普推广研究人员，北京一木动漫科技有限公司，研究方向为科普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