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各年度发文量概况

国内外科学传播领域年均发文量相近，但发文量变化趋势呈现不同的特点。通过统计两个数据源的各年发文量得到图1，在中国知网上科学传播相关论文数量在近十年内维持在平均值380篇左右，略有起伏但差距不大，自2020年初以来发文量重现上升势头，这与新冠疫情带来的相关研究需求大幅提升有关。相对来看，WoS 上的相关文献发文量呈平滑、单调上升的趋势，从2012年的205篇增加到2021年的534篇，总量上增加了1.6倍。不难看出，研究科学传播的力量在国内已相对稳定，从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落地实施以来，其各项议题在学术界获得了关注，相应的研究成果开始提供理论指导和经验总结。相对而言,由于国外数据库自身的限制，其科学传播研究的文献数量相对较少，但该领域得到了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也与凡庆涛团队的发现相呼应[7]。

3.2学科建制

相对于传播学二级学科而言，科学传播是较新的子学科[12]，尚处于学科建制化的进程中，在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的体系中尤显“势单力孤”，从20世纪上半叶发展至今，科学传播围绕理论基础、理论体系和研究框架等基础问题展开探索，显示其正在逐步走向成熟[13]。尤其在近十年，国内外科学传播领域逐步形成了一批核心的研究机构，组建了较为固定的研究团队，并产生了一批科学传播的专门学术期刊，进而在国家和地区间开展了广泛的学术合作。这每ー项进步都在为科学传播的建制化发展增砖添瓦，推动着学科范式向更深层次演化。

3.2.1研究机构分析

通过统计中国知网和WoS中科学传播领域发文量排名前20的机构可得到图2。在中国的科学传播研究机构中，中国科普研究所以176篇论文独占鳌头，体现了该所在此领域的深耕程度和引领作用。根据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偏好，这些机构可归于4种代表性的类型。

第一类是“科协系”研究机构，包括中国科协及其下属单位，如中国科普研究所、科学技术馆等，其研究关注具体科普实践、场馆建设、政策引导和事业规划；第二类是师范类大学，如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等，其研究常以科学素质、PISA[14]等教育学的方法和范式切入，为科学传播研究提供了专业的视角和独特的体系；第三类是在新闻传播学发展颇为成熟的综合性大学，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等，常借助传统新闻学或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和范式进行科学传播研究，包括对科普节目[15]、科普媒体[16]、科普报道[17]、科普载体[18]和媒介话语[19]等加以分析。第四类是在科学传播有独特优势的高等学府，如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等，在科学家形象研究[20]、科普新媒体[21]和气象科普[22]领域利用其理工科背景开展研究，可整合科学共同体和科学传播资源，并有望形成科学传播研究持续发力的中心。

WoS会将研究机构数据中的分校或分支机构集合在ー起，形成综合机构，因而呈现出来的结果较为杂糅，也不易界定每个综合机构的研究特色。比如，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在2017年包含了 23个欧洲高校与科研机构，而其中就有5家英国的大学。这个联盟贡献的科学传播论文数量最多，共有318篇;其中排名前三的分别是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爱丁堡大学，三所高校共发表了123篇文献，而联盟中排在第四的是苏黎世大学，仅有31篇论文，比排在第20名的昆士兰大学还要低。从WoS 的排名之中可以发现，美国和英国的高校发文量居主流地位，且美国高校已占据半壁江山。若考察机构间的合作关系，可发现英国和美国已各自形成较为紧密的合作网络，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

专门学术期刊是科学传播研究的重要阵地。目前国内外都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核心期刊，以及与科学传播议题相近的姊妹期刊。通过描述性统计得到图3，国内科学传播专门学术期刊形成了《科技导报》《科普研究》两个排头兵，并入选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目录总览》(以下简称"北大核心)，但未被选入CSSCI数据库；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科学传播领域在国内专业发展中的相对弱势地位，其学科建制化有较大空间。值得注意的是，《科普研究》在被选入“北大核心”，后曾一度中断，时隔6年于2021年重新被“北大核心”收录；该期刊在 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伊始便积极组稿，并及时刊出疫情相关的应急科普研究论文，其用心程度可见一斑。与科学传播议题相近的姊妹期刊，源自新闻传播学、科学教育、科技哲学和医学等专业领域， 如《青年记者》《科技与出版》《中国出版》《化学教育》《 自然辩证法研究》《 中华护理杂志》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学术期刊对科学传播的关注度及其对学科交叉的包容度。

从发文量来看，国外科学传播主要以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为专门学术期刊，该刊十年间发表了353篇相关研究论文，位居榜首。此外，发文量排第三位的Science Communication也作为另一专门的学术期刊，与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共同作为科学传播的主要研究阵地。两刊常常被选取出来用于单独分析或是对比分析，其结论用于代表科学传播的发展动态[2]，足见其在科学传播中的核心地位。在2021年的期刊引用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中，Science Communication的影响因子由上一年度的4.108跃升至7.441在传播学(Communication)领域所有 94种期刊中的排名第18位迅速攀升至第2位；Public Understandingof Science影响因子为3.702，排名也从第38位跃升至第26位，而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在WoS分类中也属于科学史与科学哲学(History&Philosophy of Science)领域，其影响因子排名在此领域中位列第二 。上述两种刊物的影响力在短期内的跃升，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新冠疫情带来的大量关注，关于公共卫生议题的科学传播、健康传播和应急传播既渗入公众的日常生活，也在研究成果中得以体现。考虑到影响因子在反映期刊影响力时会有至少一年的滞后，这两种刊物的影响因子直至今年发布的2021年期刊引用报告中才显示出强劲的增长。随着以公共卫生为代表的科学议题进入聚光灯下，国际科学传播领域涌现了一股不容忽视的相关研究力量。

3.2.3 作者合作网络分析

探究科学传播的学科建制发展，需要考虑此领域中有影响力的研究者及其在本领域中所处的位置，从而准确跟踪不同研究群体在科学传播前沿起到的推动作用。在研究有影响力的作者时，传统的方法是关注发文量位于前列的高产量作者；当前也可使用作者合作网络来寻找在网络中具有结构重要性的作者节点，同时定位其所在的研究团队，从而系统地跟踪不同团队在此领域中多元化的研究方向。此时，每个团队中节点度高的作者往往论文产量也较高，实则兼具了传统方法的优点。因此本研究并不限于简单地跟踪少数高产量作者，而是采用作者合作网络分析的方式来定位科学传播领域中的重要研究团队，即利用 CiteSpace软件将收集到的数据制作出作者合作网络，并通过网络可视化软件Gephi进行重新排列，从而在不改变网络的矩阵结构的情况下，使合作网络看上去更加直观清晰和机构化，呈现出明确的合作群体 。

国内科学传播领域作者的合作网络在图4中呈现。其中每个作者姓名的大小与其节点的度呈正相关，反映了合作文献的数量，因而一定程度上标记了本领域中文产量较高的作者。任何两个作者节点之间的边代表了二者的合作关系，边的粗 细代表了合作的频次。图4中呈现出多个明显的合作网络，包括以王大鹏、郑念和高宏斌为代表的中国科普研究所的多个合作网络，以周荣庭为代表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合作网络，还有以刘树臣、何哲峰为代表的中国地质博物馆的合作网络等。在这些合作网络中，其成员并不一定限于同一机构，而是形成了广泛的跨机构合作网络，这说明近十年中，国内科学传播领域的研究者已经构建了较为完善的沟通合作模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学科建制 。

国外研究者的合作网络如图5所示。总体来看，国外的研究机构和研究团队也形成了较好的研究合作，且跨机构合作较多。其中较为突出的包括，密歇根州立大学的JohnBesley和德州奥斯汀分校的Anthony Dudo对科学家与公众的关系、对公众的看法[23，24]，尤其是对科学家在科学传播中的参与行为和意愿的研究[25]，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Dominique Brosard在公众参与中的社交媒体[26]，尤其关注公众对转基因技术和合成生物学技术态度的研究[27-28]，东俄勒冈大学的PeterGeisinger和威斯康辛大学的 AniaBlecking团队在大学化学课程中学生素质的测量研究[29]等 。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国内研究者在国际期刊发表中逐渐崭露头角，并组成了稳固而高效的合作团队，大量产出高质量研究论文，例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周荣庭和FahadAsmi团队在气候变化科学传播方面的研究[30-31]，以及苏州大学的贾鹤鹏、杨正和罗茜团队对新冠疫情中的公众态度[32]、行为[33]所进行的一系列研究等。

3.2.4 国家和地区间的科研合作

科学传播研究者在国际合作中形成了较为密集的跨国、跨地区合作网络(如图6所示)。其中，中国、韩国等科学传播发展较快的亚洲国家和地区 ，与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英语系国家形成了较密的网络连接(图6中a区域) 。西欧的发达经济体如德国 、丹麦 、法国 、意大利和瑞典同样形成了密集的合作群(图6中b区域)。另外，中东欧地区的国家如波兰、捷克、拉脱维亚、罗马尼亚 、斯洛文尼亚和土耳其则形成了较为稀疏但相对独立的合作群(图6中c 区域) 。

3.3 研究内容和主要议题

为了追踪科学传播领域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本研究将采用关键词共词分析的方法，对国内外发表的相关文献中的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通过共词网络中点的聚类来定位此领域近十年的主要研究方向。

3.3.1 国内文献的关键词聚类

利用 VosViewer工具对中国知网中相关文献的关键词进行共词分析并进行可视化和聚类，得到图 7。由图7可知，近十年中，科学传播在国内主要包括6个主要研究领域，分为理论框架、传播载体、受众和应用四个主要层面，即科学传播前沿理论研究( I 聚类)，科学传播媒介( Ⅱ 聚类),科学素质建设和科学教育( Ⅲ聚类)，以及自新冠疫情爆发后的健康传播和应急科普议题( Ⅳ聚类)。其中，科学传播媒介又可分为科普出版物和科普节 目 ( Ⅱ a 聚类)，科普新媒体( Ⅱ b 聚类)以及科普场馆和科普活动研究( Ⅱ c聚类)。

I 聚类：在理论研究方面，从早期旨在教育公众的缺失模型到民主多元的公众参与模型等多种传播模式[34-35]，从科学传播中的受众和科学家关系到科学传播中行为主体的研究和实践路径[36]，相关的理论研究者不但对既有理论开展了系统性的溯源、对比和反思[37-38]，还引入了行动者网络理论[39]和边界设置[40]等多种理论从不同理论视角重新审视科学传播。

Ⅱa聚类：就传统媒体而言，过去十年中涌现了一批脍炙人口的科学传播作品，其中电视媒体因其视听兼备的综合特性，成为我国公民获取科学知识的主要渠道和我国科学传播的主要阵地之一[41]。国内学者对《加油！向未来》[42]《未来架构师》[43]《最强大脑》[44]等一系列优秀科普节目进行了详尽解读，也为电视媒体科学传播的优化调整提供了借鉴。

Ⅱb聚类：受益于近十年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 ,由个体 、机构和平台主导的各 类科普新媒体层出不穷 ,科学传播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这些媒体也进入了科学 传播研究者的视野 ,例如对微信公众号[45]中的科普自媒体 、果壳网[46]等专业科普机 构 、抖音短视频[47]等开展的研究 。

Ⅱc聚类:自 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颁布实施以来，科普场馆是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直接参与科普的重要基础设施和科普活动推动力量，而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开展的“全国科普 日”等科普活动已建设成为科学传播的全民科学 “嘉年华”，影响力和传播力显著，因此对科普场馆的创新设计[48]、功能定位[49]的讨论，以及由科技馆力主举办的展教活动的实践和形式层面的实证研究等[50-51]，近年来越来越成为科学传播中的重要议题。

Ⅲ聚类：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虽然在实践和应用层面具有一定的区别，但是二者在理论框架和认 识论层面又有深度的融合，尤其在科学素质这一共同议题之下[52]。因此科学教育长期以来一直在科学传播中占有一席之地[53]。此外，基于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的要求，在近十年中，全民科学素质建设被视作科学传播研究的焦点之一 。如何推动公众科学素质提高以达到纲要中的要求 ，是包括科协在内的整个科学传播界着力解决的问题。

Ⅳ聚类：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健康传播以及应急科普成为科学传播的一个迫切议题，除了科学传播框架嵌入等理论层面的剖析外[54]，还包括大量的实践总结和指导性研究，如科学家在疫情中利用自媒体平台开展科学传播的内容、模式和回应策略等操作层面的研究[55]，借助近年来获得大量用户以至于成为全民级应用的短视频平台进行的科学传播实证研究[56]，以及向外延伸的对于如何利用科普短视频打破科学传播的知识壁垒，改善科学共同体形象并加强公众参与的探索等[57]，都为实现科普内容的应急传播和公民科学素质的提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3.2 国外文献的关键词聚类

国外科学传播文献中的关键词共词网络和聚类如图8所示。由图8可知，近十年来，国外科学传播议题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包括公众参与和公民科学( I 聚类)，科学教育和科学素质(Ⅱ聚类) ,媒体中的科学呈现和公众感知(Ⅲ聚类)，以及气候 变化、生物技术 、纳米技术等具体科技的传播和伦理问题( Ⅳ聚类) 。

对比国内外的科学传播议题可以发现，二者在一 些方面有重合，例如科学教育、科学素质和公众参与等。然而国内外的议题范围更多呈现的是不同之处。首先，与国内将科技馆创新作为重要的核心议题不同，国外文献在近十年中并未将其作为核心议题进行讨论，而这与国内外科学传播的背景、现状和具体国情均有关。其次，议题方面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国内在 2021年底之前就有大量的文献探讨了与新冠相关的应急科普和健康传播，而国外文献却涉及较少，或许是因为国外疫情爆发相对中国滞后，并且论文在写作和投稿中的时间存在延迟，同时也要考虑到大量文献选 择在arxiv等平台发布而未收录到本研究所检索的数据库中，因而与新冠相关议题并未在 2021年的WoS文献中有所体现。但根据数据检索中的观察，2021年以后，国外有大量与新冠相关的科学传播论文发表，可见在新冠疫情议题上国内外都具有较高的研究热情。另外，国外文献针对气候变化和科技伦理的探讨颇多，且在公众参与和公民科学的理论和实践层面均着墨较多，而国内对上述议题交流不多。

4 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学的研究方法和共词分析、知识图谱等分析手段，对近十年中外科学传播领域期刊论文的发展概况、学科建制、研究内容和主要议题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剖析并发现:

(1)近十年国内科学传播领域的发文量保持相对平稳，在新冠疫情发生后出现明显上升，而国外的相关研究论文数量呈平滑、单调上升趋势 。

(2) 关于科学传播近十年的学科建制发展，在研究机构层面，国内机构中形成了4类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机构，分别反映了来自不同研究背景和研究范式的跨学科融合；而国外研究机构中，英 、美两国的发文量呈现优势地位，且各自内部形成较为紧密的合作网络，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在学术期刊方面，国内外的专门学术期刊在不断地积蓄力量，且受益于公众对新冠疫情的关注而增大了影响力；但国内科学传播期刊仍处于相对较为弱势的地位，学科建制化发展空间巨大；在作者合作网络方面，国内外均形成较为紧密的合作网络，尤其是跨机构的合作网络在国内外研究中均有呈现，相关学术共同体逐步成形；在国家与地区合作方面形成了三个一定程度上的地理子聚类。

(3) 在研究内容和主要议题方面，国内的科学传播研究内容集中于4类主要议题，即科学传播前沿理论研究，科学传播媒介(科普出版物和科普节目、科普新媒体、科普场馆和科普活动研究)，科学素质建设和科学教育，以及自新冠疫情爆发后的健康传播和应急科普研究；国外的科学传播议题主要包括，公众参与和公民科学，科学教育和科学素质，媒体中的科学呈现和公众感知，以及具体科技领域的传播和伦理议题等 。（文章内容来源于科技传播研究会，作者系周荣庭，王懂，柏江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