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冠疫情中的典型科学议题
新冠疫情是人类发展历史上遭遇的最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之一，获得有关新冠病毒准确、真实的信息，形成对病毒的科学认识对防疫实践开展至关重要，因此多元主体以不同方式参与到相关科学议题的讨论中。
本研究首先在各类具有代表性的新媒体平台（包括门户网站、微信平台、微博平台、知乎、B站、抖音平台）中对新冠疫情相关信息进行初步检索，时间范围限定在2019年12月8日（湖北武汉出现首例不明原因肺炎）至2021年12月31日。在对检索到的内容进行初步梳理和归纳后，确定六个具体用以分析的科学议题，即“新冠病毒的源头是野生动物吗？”“新冠病毒是如何人传人的？”“新冠病毒要如何防护？”“新冠疫苗是安全的吗？”“新冠病毒有没有特效药？”“新冠病毒长什么样子？”这六个议题分别对应新冠病毒溯源、传播途径、防护手段、疫苗安全性和病毒结构等焦点问题，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一) 新冠病毒的源头是野生动物吗？
该议题探讨的是新冠病毒来源，具体包括新冠病毒的“自然宿主”或“中间宿主”为何，前者能自然感染病毒，且病毒在其体内通常适应良好而对宿主不致病，后者能为病毒提供短暂复制的场所，是人类被感染的感染源。对于新冠病毒源头的讨论特别是“野生动物是否是病毒的自然宿主或中间宿主？”主要集中在新冠病毒出现初期，虽然后续还出现了诸如“实验室泄露”等观点，但被持续讨论的时间和影响范围均不如前者；该问题至今仍无确切答案。
(二) 新冠病毒是如何人传人的？
这一议题主要讨论的是新冠病毒传播过程中是否存在人传人以及如何在人际之间传播的问题，具体包括对接触传播、飞沫传播、气溶胶传播和环境传播等多种途径的讨论。相较于病毒溯源，这一不确定议题随着疫情发展的不同阶段被反复讨论，且由于该议题关系到更为重要的防护措施的选择，因此影响范围也更大。
(三) 新冠病毒要如何防护？
这一议题主要讨论的是如何基于新冠病毒的传播途径切断传染链。此类科学知识一般通过各类诊疗方案、防护指导手册得到集中传播，相较于新媒体平台充斥着的正误难辨的防护方法，被纳入诊疗手册的防护手段被认为是经过专业人士研讨后向公众普及的科学信息。在治疗新冠病毒的药物、新冠疫苗尚未研发使用之前，防护手段是被讨论较多的主题。
(四) 新冠病毒有没有特效药？
这一议题主要关注的是新冠肺炎的治疗问题，具体包括是否存在特效药、正在研发的特效药物有哪些（包括药品种类、研发的国家、研发进程）、已有的特定药物是否具有治疗新冠肺炎的功效等问题。具体到药物本身，中药和西药是被关注和讨论的两个主要面向。
(五) 新冠疫苗是安全的吗？
这一议题主要讨论的是新冠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伴随疫苗研发的不同阶段，被广泛关注和讨论的核心科学议题出现不同侧重：疫苗研制阶段主要讨论的是生产流程、临床试验结果等内容；开始接种阶段主要讨论的是疫苗的安全性，如疫苗是否会产生副作用；在疫苗全民推广接种阶段，更多操作层面的科学知识被广泛讨论，比如正确接种疫苗的流程等。在讨论的时间上，伴随着疫苗研发的关键进程、疫苗接种行动出现对新冠疫苗安全性的集中讨论。
(六) 新冠病毒长什么样子？
这一议题主要是从生物学角度关注病毒的微观结构，具体包括两层内涵：一是微观视角下新冠病毒的实际样态，包括对其蛋白构成和内部遗传物质的发现和解析；二是新冠病毒结构的呈现，包括各种电镜图、结构模型或者3D图像。从纵向时间上看，和病毒来自野生动物的主题一样，新冠病毒结构信息的传播持续时间并不长，但在病毒结构被首次曝光后的短时间内被大范围传播，其中包括各类对病毒图像的再创作，使公众对病毒结构形成牢固印象。
本研究所依据的研究材料包括以上六个科学议题相关的文字（网页新闻、微信公众号文章、知乎问答、微博话题评论、短视频评论等）、图片、视频（含短视频）。本文将在分别考察的基础上进行交叉对比验证，如不同主体发布信息的时间先后，对科学信息的呈现方式，发布内容的影响力数据等，最终勾勒出新冠疫情背景下科学传播多元主体传播模式。
四、新冠疫情中不同主体的科学传播实践
通过对上述科学议题传播实践的考察，可以发现其出现及传播的驱动因素包括研究成果发表、防疫行动、疫情形势及社会舆情（因疫情减少人与人物理接触的背景下，网络舆情能在更大程度上体现社会舆情），而与这些驱动因素密切相关的传播主体则由科学共同体、政府部门、媒体、公众等相关主体组成。
(一) 科学共同体
科学共同体成员包括高校、研究院所等在内的各类科研机构中的专家学者、相关领域的医护人员、科技协会、科普人士或机构等。其中科学共同体成员的成果是驱动相关话题传播的核心力量。比如2020年2月3日，Nature杂志刊出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团队的研究论文，显示新冠病毒2019－nCoV的序列与一种蝙蝠中的冠状病毒序列一致性高达96％，引发“新冠病毒（极大可能性）来自蝙蝠”这一观点的传播，后续相关研究成果的刊发（如美国《细胞》杂志刊发的研究综述、清华大学等团队发现新冠病毒抑制剂）也都带来对该问题的持续讨论，这是科研人员具有排他性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所决定的。
科学共同体话语传播的特点是注重信息的准确性、对争议性内容的呈现比较严谨、注重对科学知识进行解释。如在“新冠病毒有没有特效药”议题中，医疗类科普公众号丁香园曾发布一篇文章对媒体报道的新冠特效药EXO－C24进行说明，文中对所引用的科研成果（文字及图片）明确交代来源，文末提供参考文献及科研机构人员的审核意见。对EXO－C24这一疗效仍具争议的药物，该文章利用不同研究成果进行对比验证，解释其发挥作用的原理，同时对媒体将该药物冠以“特效药”之名的行为提出否定。不可否认的是，在科学普及中，科学家或技术专家作为消息来源，通常在解释和评论这些科学信息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高度专业性的内容和表达风格对读者的理解能力提出较高要求，因而可能会限制信息的传播广度。
(二) 政府部门
以卫健委系统为代表的政府部门是另一传播主体。相较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我国一直采取的是较为积极、严格的疫情防控行动，这些防控行动一方面是对健康知识的传播，如“居家隔离”的原因、“戴口罩、勤洗手、保持安全距离能有效防护病毒感染”等；另一方面，具体的防控行动如对华南海鲜市场进行现场消杀、组织疫苗接种等也会驱动对病毒来源、疫苗安全性等科学议题的讨论。
政府部门主要通过新闻发布会、文件通知、防护指导手册等方式传播与新冠病毒相关的科学信息，相较于科学共同体，对科普知识的原理解释较少，侧重对公众日常行为提出可行性要求及建议。这些信息主要通过部门官方网站发布，渠道较为单一。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卫健委官网会设置健康科普板块，但相较于国家卫健委网站，地方卫健委官网中科普板块的原创内容较少，通常转载国家卫健委、媒体、科普平台等传播主体创作发布的信息，且不同地区卫健委官网的科普内容更新频率及内容总量存在差异。
(三) 媒体
虽然媒体一直以来在科学传播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通常被看作是其他主体用来传播科学信息的渠道或工具。根据本研究所依据的经验资料，对于客观的研究成果或政府部门的防疫行动，媒体通常会根据自身逻辑进行二次加工，如对科学信息进行把关（选择或删除）、强调或再创作，因而其并非完全被动的传播工具，而是主动开展传播活动的主体之一。鉴于官方主流媒体（如央视新闻、《人民日报》等，以及在各类社交媒体平台中的主流媒体账号）与自媒体（指非专业科普类的微信公众号、百家号等）的传播实践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应分别进行讨论。
内容方面，媒体在对科学研究成果及政府部门发布的消息进行报道时，通常会对信息进行二次加工，包括对科研成果进行符合大众理解水平的阐释、强调特定内容、输出观点等。相较于自媒体，官方主流媒体通常能比较明确地交代消息来源，且消息源选择以更具权威性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为主，同时对科学知识的阐述也更为完整准确。虽然官方主流媒体的信息传播颇具权威性和专业性，但也存在面对不确定科学议题时强调特定内容，输出特定观点的情况，如在“新冠病毒的源头是野生动物吗？”这一议题中，《人民日报》使用央视新闻发布的采访卫健委高级专家高福院士的视频，将新闻标题定为“证据确凿！新冠肺炎病毒来自野生动物”，正文中出现“为了自己和家人，拒绝野味！”的观点表达。一方面，《人民日报》作为主流媒体，其本身对公众意见就具有很强的引导力；另一方面，其他媒体的纷纷效仿也进一步巩固了当时的主流舆论观点。然而后续调查研究结果显示，病毒是否来自野生动物并无明确证据支持。值得反思的是，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具有长期报道经验，影响力巨大的主流媒体为何在不确定科学议题下更倾向于选择单一信源（如已有研究者关注到的“网红科学家”），并直接在报道中表达明确的观点？这可能与我们后续将要讨论的该传播主体在科学传播网络中的角色定位有关。
非科普类自媒体发布的有关新冠病毒的科学信息在自身发布的内容中占比并不大，且对科学事实的呈现方面专业性相对缺乏，如消息来源交代不清；由于缺少独立采写的能力，一般很难对科学议题进行深入解读，通常以转发、拼接主流媒体的内容为主，同时在意见表达方面具有更为明显的倾向性和情绪性。以新冠病毒溯源议题为例，在病毒源头尚未确定时，一些公众号文章中便出现使用“罪魁祸首”、“触目惊心”等词语形容野生动物、华南海鲜市场等极具倾向性和煽动情绪的表达。不过，相较于主流媒体呈现的较为统一的观点，自媒体中也会出现与主流舆论不同的多元观点。此外，自媒体账号利用丰富的形式对科学信息进行二次加工的能力优于其他传播主体，如使用手绘图、动画视频等形式对科学知识进行形象诠释，从而扩大了科学信息传播范围。
(四) 公众
新冠疫情关系到每个个体的生命健康，因此疫情形势的每一次新变化如本土疫情反复、境外输入病例、病毒出现变异等都会引发公众讨论，对于病毒相关知识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尤其是在疫情爆发初期）是为了回应公众关切，抚慰因未知带来的恐慌情绪。事实上，其他传播主体更多地是将不具备专业知识的公众看作被“教育”的对象，但在社交媒体时代公众的传播实践切实推动了科学议题的广泛传播和深入讨论。公众会利用各类社交媒体对疫情有关的科学议题进行意见表达，如建立微博话题，或在其他主体发布的信息下通过点赞、转发、评论等形式进行交流和反馈。值得注意的是，公众自主发布的信息一般比较零散，观点更加多元，但专业性、可信度不高，可能会助推虚假信息传播。
五、多元主体的科学传播模式
根据上述对不同传播主体科学传播实践的分析，可以发现在有关新冠病毒的科学信息传播网络中，不同主体在客观上扮演着不同的传播角色。结合科学传播领域主流的科学传播模式可以发现，在与疫情相关的科学议题传播中，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科学教育大众”的特点。且相较于以往科学传播研究较多关注科学家、媒介与公众的参与，在疫情背景下，以卫健委为代表的政府部门实际上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自媒体和公众自身也通过各种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与政府、科学共同体的对话。
(一) 政府部门：危机情境下树立权威者
在新冠疫情背景下，政府部门进行科学传播实践的实质，是通过传播科学信息树立自身权威，从而维护社会安定。首先，从政府部门发布的科学信息内容来看，“一米距离”“正确佩戴口罩的方式”“居家隔离”等实际上是疫情背景下为了保障社会有序运转向公众提出的行为规范；其次，在作出重大防疫决定时，政府部门通常会发布在公众心中具有权威的科学家群体对与政策相关的科学信息的解读，以保障防疫行动的顺利实施。因此，政府部门这一传播主体对于科学信息的传播通常是围绕自身的防疫行动进行的科学普及，以尽可能地获得公众的理解并支持防疫政策的推行，这是科学传播中比较典型的“缺失模型”。
大多数情况下科学议题处于不确定状态，科学共同体成员、甚至拥有地方知识的公众参与有关不确定议题的对话并推动研究深入，能使人们获得对特定问题更全面的认识。但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这一特殊情境下，对于以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公众生命财产安全为首要目标的政府部门而言，参与科学传播是其防疫行动的一部分，也是其进行社会治理的方法之一，其最重要的角色或首要目的是通过传播科学知识树立权威，增加社会信任，以辅助社会治理。因此，以卫健委为代表的政府部门的科学传播实践更倾向于传递肯定的科研结果、直接给予公众建议或要求，而非引导更多主体参与科学讨论。我们认为，这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是必要的。
(二) 科学共同体：核心科学知识的生产和阐释者
科学共同体是科学信息的首要来源，其最直接的目标是推进人类对特定研究问题的认识。如上文所说，良性的科学研究氛围是不同研究者围绕同一问题进行学术争鸣以促进对问题本质的准确、全面的认识。但根据对疫情期间六个科学议题传播情况的考察，我们发现科学共同体内部对核心问题的学术争鸣比较少，这可能和学术研究需要一定周期有关。对于新冠病毒这一新型病毒，学术界需要较长时间进行认识，比如新冠病毒是否来自野生动物就经历了“新冠病毒序列与某种蝙蝠中冠状病毒序列高度相似”（2020年1月）、“对湖北省蝙蝠以及野生动物采样检测均未发现新冠病毒”（2021年2月）、“蝙蝠、穿山甲所携带病毒并非新冠病毒直接祖先”（2021年2月）等话题讨论且至今没有确切答案。而从科学家与公众的沟通程度来看，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学术讨论也较少向公众展示，因此公众参与科学议题讨论的可能性被限制。相反，有研究表明，疫情期间科学家在社交媒体上有更高的向公众进行科学普及的欲望，但值得注意的是，科学普及隐含的命题是科学知识绝对正确且至高无上，与科学传播中倡导对话的理念并不完全一致。从科学共同体的传播实践来看，该群体更多地是将研究结果传达给公众，并将其作为指导公众进行疫情防护的依据。诚然，在特殊情境下，这种做法与政府部门所倡导的尽快促进社会恢复有序运转的理念相一致，但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讨论科学问题的多元声音。
在向公众进行科学普及的过程中，相较于政府部门，科学共同体成员在对已有科研成果的阐释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除了依靠自身的专业能力能够更为深入、准确地阐释科学原理外，部分科学共同体成员还能充分利用图像、视频等形式将较难理解的科学知识以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方式表达出来。
(三) 媒体：凝聚共识或引起争议者
官方主流媒体的传播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其期望凝聚社会共识的传播取向：首先，官方主流媒体进行科学信息发布时传递的理念通常与政府部门防疫行动中倡导的理念相一致，一般会引用政府官员、科学共同体成员的观点，特别是被官方认可的专家学者（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传递的信息；其次，官方主流媒体凭借自身累积的影响力和公信力，使其能将科学信息传播至更广泛的受众群体，也更易得到公众的关注和认同；再次，上文提到的官方主流媒体在新冠疫情相关的科学议题传播过程中比较强烈的意见表达，如报道病毒溯源时使用“病从口入”等标题，能够进一步巩固“新冠病毒来自野生动物”这一观点；最后，官方主流媒体凝聚共识的传播理念还体现在其作为“信息疫情”中辟谣主力军，通过破除谣言引导公众开展科学防疫以减少人们内心的疑虑与恐慌。
大部分自媒体是在主流媒体发布内容的基础上进行再加工，且由于自媒体对相关科学议题的阐释更为灵活多样，客观上弥补了主流媒体发布科学信息时缺乏形式创新的短板，有力促进科学信息获得更多关注，而自媒体生产的“爆款”作品也有可能再次被主流媒体引用，带来更广泛的传播。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仍存争议的科学议题，一些自媒体也会进行多元观点的表达，从而引起更加深入广泛的讨论。
(四) 公众：科学对话的有限参与者
疫情期间，上述主体大多采取向公众进行科学普及的立场，但公众主要利用社交媒体在有限的条件下参与科学传播。首先，对于认可的科学传播作品公众会通过点赞、转发来扩大科学信息的传播范围，如微信公众号文章《“恶魔”曝光！新冠病毒真实3D图像》获得10万＋阅读量，3466个点赞，2175个在看；其次，公众也会自发组织话题讨论来推动科学议题的传播，如创建微博话题对其他公众进行号召；此外，在其他主体发布的信息下，公众能够通过评论表达自身的看法，如在“新冠病毒应如何防护”这一议题下，央视新闻发布的《北京提醒选购水果生鲜应佩戴一次性手套》的微博中，公众利用评论对该行为是否能够有效防止病毒感染产生质疑，比如认为“不切实际”“是否必要？”“无法完全隔绝病毒”等。这种参与方式一方面能促进多元传播主体对同一科学议题的讨论，但另一方面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的意见表达对于科学议题的推动力量是有限的，特别是在各类新媒体技术被个体充分利用之前，公众几乎很难参与到科学讨论中，只是被看作完全正确的科学信息的接受者。
从上述对不同主体在科学传播过程中的具体实践与客观承担的功能、角色可以看出，在以新冠疫情为代表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部门在科学传播中占据核心位置，科学传播是其进行社会治理的有力辅助，而科学共同体作为核心科学信息来源，其对于科研成果的发布和阐释也主要服务于政府部门。官方主流媒体主要在扩大前两者观点影响力方面发挥作用，自媒体一方面能够从形式或更加细分的话题进行内容补充，另一方面也可能挑起争论。而作为信息传播、接收的终端，公众在整个科学传播过程中比较被动，只能有限参与。（文章内容来源于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已略去参考文献，作者系匡文波。）
作者简介：匡文波教授是国内最早从事新媒体研究和教学的学者之一；经CSSCI检索，亦是论文论著被引用率最高的学者之一。入选2007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1年3月出版的《网络媒体概论》(清华大学出版社)是国内最早研究新媒体的专著之一；2006出版的《手机媒体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是国内第一部和被引用率最高的研究手机媒体的专著。《新媒体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网络传播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已经成为国内高校的标准教材。已经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300余篇；并且出版专著20种。主持并按时完成2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主持完成1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匡文波教授从2007年至今担任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委员会新闻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担任了中国科技新闻学会常务理事；2017年入选了中国人民大学杰出青年学者；并入选闽江讲座教授。2019年11月匡文波撰写的调查报告《“两微”舆情生成、传播与治理》，获得福建省第十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20年1月评为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