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科技传播研究领域备受关注，现代科学传播经历了从基于缺失模型视角的“公众理解科学”到基于对话模型的“有反思的科学传播”的范式转变。在新媒体背景下，国内外相关领域内的研究者做了大量工作，发表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文章，研究主题集中在环境、健康、生物技术和其他领域的具体议题上。为了便于开展进一步的实践应用，笔者将从科技传播与科学传播的概念出发，对相关实证研究文章中的主要研究主体进行简单回顾，并重点梳理这些作者选用的理论视角和研究发现。

No.1科技传播和科学传播

目前，Science Communication(科学传播)、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公众理解科学)和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 Technology(科技公共传播)是在国际环境中比较常见的表述，而“科技传播”更多是国内的提法，且这一称谓一直存在争议。一般认为，国内对于科技传播学的讨论，开始于翟杰全1985年发表的一篇题为“科学传播学浅谈”的文章；后来，他又把“科技知识信息通过跨越时空的扩散而在不同个性间实现知识共享的过程”作为“科技传播”的定义。

比起“科技传播”，学者们对于“科学传播”发展脉络的梳理则显得较为清晰。最早的科学传播范式是科学普及(对应缺失模型)，其基本观点是通过科学家的科普工作把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传递给普通大众，帮助后者更好地理解、使用科学并支持科学事业的发展；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的公众理解科学是科学传播的第二种范式，它认为公众对科学理解的不充分导致了其对科学技术的不信任，因此呼吁科学共同体、传媒、教育部门和企业机构共同促进公众对科学的理解；20世纪80年代，科学与公众间的紧张状态并没有在公众理解科学运动的帮助下得到有效缓解，由此催生了科学传播的新范式——参与范式(也称对话模式或民主模式)，鼓励专家和大众之间开展建设性的讨论，以便公众参与到科学的进程中。

传播是一个由多个主体组成的有机互动过程，拉斯韦尔的5W模式将其概括为“传者、信息、媒介、受众和效果”5个环节，经典传播学也相应地发展出“控制分析”“内容分析”“渠道分析”“受众分析”“效果研究”5个领域。根据研究主体的不同，笔者将国内外的科技传播和科学传播实证研究文章大致分为如下3类。

1.1 以传者为主体的研究

以科学家为代表的科技工作者，往往被称为“科学传播的第一发球员”，科学技术相关信息仍然主要是从他们流向公众的。以这一群体为研究主体的实证研究数量十分可观：许多文章从传播者的角度出发，通过问卷测量了科学家的科学传播意愿、参与程度及其影响因素；同时，也有研究测定了科学家受到公众信任的程度及其影响因素；此外，还有文献用Python爬取14个主流科普博主的微博数据，并通过计算和分析，探究了科普微博的发展现状及其传播特点。

1.2 以受者为主体的研究

科学传播的缺失模型因忽视了公众“知晓”和“质疑”的主体地位而受到诟病，如今的科学传播更强调“对话”和“反思”。针对受众开展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典型的思路是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测量其参与意愿或参与行为及其影响因素；有文章以此来反映传播效果(或称效率)；还有文献据此分析科学传播受众的诉求。值得一提的是，“科学资本”是一个经常出现于“科学素养”研究中的学术概念，笔者将在后文中详细介绍。

1.3 其他研究

主要是针对传播内容和传播渠道开展的研究，这些文章在数量上很难与前述两类研究分庭抗礼，故在此一并讨论。以科学传播内容为研究主体的实证文章数量较少，且多以风险性议题为切入点，如转基因议题；问卷调查、尤其内容分析是此类文章中比较常用的研究方法。针对传播渠道开展的实证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从抖音、微博、科学博客等互联网平台抽取数据进行分析；也有文章选择企业博物馆作为研究对象；以电视媒体为主体的相关研究则逐渐式微。

No.2典型的理论视角与学术概念

目前学术界关于科技传播和科学传播的实证研究主题各异，涉及环境保护、农业科技、基因产业、纳米技术、干细胞生物工程等各式各样的议题。本文无意按照具体的研究议题对这些文献进行分类，而是将其中比较典型的理论视角与学术概念加以整合，以供他用。有代表性的视角及概念整理如下所述。

2.1 受者研究中的理论与概念

2.1.1 使用与满足理论

该理论跳出以往的媒介“传播”信息以“影响”受众的范式，强调受众“使用”媒介来“满足”自身需求。譬如黄家章的博士学位论文《我国新型农业科技传播体系研究》就以该理论作为支撑，运用文献分析、问卷调研等方法分析了国外农业科技传播的典型模式以及我国农业科技传播缺失的原因；但也有文章指出，西方学者所描述的关于网络时代“使用与满足”理论新进展的新特征在其案例中的体现并不明显，在照搬西方研究经验时应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

2.1.2 科学素养研究与科学资本概念

科学素养及其影响因素被广泛地应用于研究受众的科学传播参与当中(有些也被用于研究科学家)，其中一些文章还引入了“科学资本”的概念。“科学资本”从社会不平等的视角关注受众(尤其是青少年或未成年人)科学参与不足的问题，这一概念源自布迪厄的“社会资本”。在实际的研究中，它也被具体化为“人力资本”“家庭资本”等概念，进行测量和应用。

2.1.3 理性行为理论与价值认同理论

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认为受众的态度和主观规范是影响其行为意愿的主要因素；它为探索个体行为与行为意向提供了“利益驱动”层面的理论依据。社会认同理论则认为，居民群体认同度的高低会影响其社区集体归属感，进而影响他们参与社区科普活动的意愿。有研究从“利益驱动”“认同驱动”出发，探究了居民参与社区科普活动意愿的影响因素。

2.1.4 技术接受模型

该模型在理性行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感知易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和“感知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两个变量概念；技术接受和使用统一理论(UTAUT)则进一步提高了模型的解释度：其中，“使用行为”由“行为意向”和“便利条件”共同决定；前者由“社会影响”“绩效期望”和“努力期望”共同决定，“经验” “年龄” “性别”“自愿性”成为调节变量。谢广岭的博士论文就以该模型为指导，探究了用户持续使用科学传播网站行为的影响因素。

2.2 传者研究中的理论与概念

2.2.1 态度-行为理论与价值认同和机构奖惩

科学家对科普的认识和意愿可分别用态度-行为理论中的信念和行为意向进行描述：信念是对潜在期望的推理，它表明人在特定的环境中期待发生什么；行为意向则是指个体准备采取某种行动的可能性。科学共同体对科学家从事科普工作的“价值认同”和科学家所在的国家或社会组织、学术机构对某种行为是否鼓励或奖惩，对行动主体实施该行为的影响(即“奖惩因素”)，在一篇文章中被作为2个影响因素，用于分析科学家对于科普工作的知行反差现象。

2.2.2 计划行为、预设媒介影响和公平理论

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认为，人的行为意向受到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等3个内在因素的制约。预设媒介影响(The Influence of Presumed Media Influence，IPMI)理论认为，受众感知媒介讯息对他人的影响会导致受众自身态度或行为的变化。公平理论的相关研究指出，当科学家们认为网络上的公众会因听取他们的意见而公平对待他们时，会更积极地参与科学传播。《科学家在线科学传播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就以上述理论为指导，探索科学家在线科学传播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2.2.3 信任研究与认知模型

存在于主体间的信任对社会有着较高的作用和价值，它是个体对他者可能行为的一种积极性预期。在科学传播领域中，信任被视为公众和科学之间的桥梁。有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探究公众对科学家的社会信任，并对这种信任产生的“认知模型”进行验证与初步回应，认为以教育程度为代表的该模型在解释科学家信任产生的机制时效果比较差。

2.3 其他研究中的启发

科学商店(Science Shop)是指大学师生进入社区，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帮助社区居民解决各种科学问题的一种实践模式。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说，“科学商店”并非一个指导性的理论、而更多地是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出现在研究文章中；但笔者以为，这种源于荷兰的乌德勒支大学和阿姆斯特丹大学、并同样通过高校的传播实践传入中国的模式，对于科学传播的相关从业人员来说，也不失为一种启发性的思路。

No.3可资借鉴的研究发现

目前学界有关科技传播与科学传播的实证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许多概念和模型在相关文章中得以应用和验证、并且有学者就其在具体案例中的实用性对部分理论与模型做出了与回应。

3.1 科学家作为传者的影响因素

有国外学者指出，科学家的媒介素养是影响科学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并首创了科学家使用科学传播技巧(尤其是网络新媒介，比如科学家如何利用博客、在线视频共享网站与一般公众进行交流)上的测量工具。在国内学者的有关研究中，机构奖惩和价值认同两个因素对于科学家实际参与科普的重要性得以证实；科学家的在线科学传播意愿受到其传播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感知公平以及感知公众知识缺乏的显著影响；公众对科学家的社会信任仍处于高位，但科学家以与公众交流互动的方式参与科学传播的意愿及其实际参与程度均不高。

3.2 受众作为受者的影响因素

有关科学素养与科学资本的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将科学素养细分为科学知识、科学意识和科学能力是可行的；其受到人力资本和科学态度直接的显著影响，同时科学传播通过科学态度这一中介变量对其产生间接影响。在对家庭资本进行研究时，有学者指出，父母人口学特征、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以及家庭结构等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对未成年人科学素养产生了影响。

在前述理性行为理论与价值认同理论指导下的研究文章中，感知科学知识价值、感知社区科普活动的功能性及娱乐性价值、社会规范和社区认同对于居民参与社区科普活动行为意愿的正向显著影响得以验证；同时，感知社区科普活动的社交价值也反向显著影响着居民参与社区科普活动的行为意愿。

3.3 社会人口学统计变量

有学者在对国外科学传播实证研究进行整理后指出，性别、年龄和教育水平等社会人口学统计变量对于人们风险感知和因此而来的针对科学的态度的重要影响已经得到证明；但是，在很多变量上也存在着混合或矛盾的结论，比如教育水平在一些研究中被证实对人们的基因技术态度有着积极的影响，但是另有一些研究却表示没有在教育程度和转基因食品态度之间发现什么必然的联系。

事实上，在国内的一些文章中也有类似的发现：如《公众信任格局中的科学家：一项实证研究》一文就指出，以教育程度为代表的“认知模型”不能有效解释科学家信任产生的机制；《科学家在线科学传播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一文也发现，性别、年龄和职业发展阶段等因素对科学家在线科学传播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文章选摘自《科技传播》2022第14期论文，作者系王毅、方娅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