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太空授课的科学传播逻辑、场域与创新实践
（一） 全民科普：天宫课堂模式设计的逻辑起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电子计算机、原子能、航天空间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兴起。20世纪70年代初，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新材料技术取得突破性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公众对科学的认知态度对保持本国科技发展的可持续性、构建科技与社会的良性关系而言至关重要，较有代表性的是2000年英国上议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发布的报告《科学与社会》。该报告称，社会与科学的关系正处在一个关键期。目前，科学的发展激动人心，充满机会。但公众对生物工程和信息技术等领域的发展还是感到不安。而公众的不安、误解和偶尔的彻底敌意又反过来在科学者当中制造了浓重的忧虑气氛。该报告同时对影响英国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主要力量提出了行动建议，包括政府、公众理解科学委员会、各研究委员会和高等教育经费委员会、科学馆等。
当前，社会的日常运行对科技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例如互联网已经成为城市运行的基础设施，与电力、燃气、自来水网络同样重要。公众对新兴科技的发展呈现期待、欣喜、欢迎、抗拒、担忧、害怕等多重态度相互交织的状态。例如，面对 5G 技术，有公众欢呼其带来了更好的网络体验和物联网发展前景，但在英国等地也发生了公众因担忧其对健康的影响焚烧5G信号塔的事例。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指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在全社会推动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使蕴藏在亿万名人民中间的创新智慧充分释放、创新力量充分涌流。中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被连续写入国民经济发展的“十三五”“十四五”规划中。2021年6月，《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 年）》正式出台，其中提出了 “深化供给侧改革” 的行动原则，破除制约科普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突出价值导向，创新组织动员机制， 强化政策法规保障，推动科普内容、形式和手段等创新，提高科普的知识含量，满足全社会对高质量科普的需求。
天宫课堂作为我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中的标志性实践活动，充分体现了“全民科普”的特征。在内容设计上，兼顾了太空环境特殊性、全民科学素质水平和视听体验的趣味性；在传播平台选择上，以我国覆盖人口数量最多、覆盖地域面积最广的主流媒体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核心传播平台，使这一科学传播活动具备了更加突出的公共性和公平性特征；在地面课堂选择上，进一步加强了与我国科普系列工程的衔接，包括对公共科普空间“科技馆”的呈现和运用、与科普大篷车进校园活动的结合等。
（二）多圈层、多模态：基于太空授课的科学传播场域建构
“场”（或“场域”）是来自物理学的概念，用于分析自然空间的关系问题，在格式塔心理学学派的努力下，“场”理论作为“一种分析因果关系和建立科学结构的方法” 被引入社会科学。代表学者卢因在其场论理论中提出“心理场”的概念，认为“场即生活空间，也就是‘个人’加上心理和非心理的‘环境’”，为分析社会空间中的关系提供了研究范式。布迪厄在惯习、资本等概念基础上提出了场域理论，“场域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场域理论以主观客观相融合的方式分析社会结构与行动者关系，进而理解“社会世界”中“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的自身逻辑。科学传播的过程是一个涉及生产实践、权力运作、场所特性、受众特性等多种因素的系统，也就是说，科学传播中涉及不同场域的关系作用。在不同时段的传播中，始于课堂的太空授课通过媒体场的作用，与社会场发生互动并将影响拓展至价值观念层面的心理场，形成了完整的科学传播场域。
“课堂”是太空授课的初始场域，其中教育者、受教育者以及其他教育参与者共同形成了该场域内的客观关系网络，知识生产作为课堂场域的基础，依赖“话语”这一媒介完成，话语是课堂教学的主要实践方式，也是区分说者和听者地位，并决定二者关系的工具。在传统教学中，课堂话语单一，教师是课堂话语的控制者，学生仅拥有有限的课堂发言权。随着多媒体技术进入课堂，教学话语不再仅由“语言”完成，而通过多模态，如空间、动作、声音、三维事物、动画等共同完成。在“天宫课堂”中，充分应用空间、实验器具、实物展品、模拟表演、动画示意图、音视频等多种模态与媒体，并设置完善的课堂流程，构建了互动性、知识性、趣味性兼具的课堂场域。
在科学传播系统中，媒体场域是科学界在媒体作用下与社会公众直接产生互动的关系网络，从“缺失模型”到“对话模型”，从前网络时代到移动互联时代，科学界、媒体、受众三者在媒体场域内各自具有的惯习与之间形成的关系都在不断变化中。一方面，太空授课在地理位置上的特殊性使媒体成为必不可少的参与者，在媒体参与下，课程全程直播与互动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太空授课本身具有的战略意义也使得媒体面向社会大众进行传播成为提高国民科学认知的必然要求。在太空授课中，各类媒体在开课前对这一活动进行预告，播出当天，央视新闻推出6小时不间断特别节目， 开设多个特色太空小课堂，通过议题呈现与议题传播和航天科技与太空授课的主要受众群体———中小学生实现连接与互动，社会各界对此次太空授课的关注度空前高涨。此外，社交媒体为公众对这一事件进行讨论提供了空间，受众参与和互动的需求也得到了满足。
如前文所述，我国太空授课是以国家为主导、多主体协同完成的科学传播活动，因此，围绕太空授课形成了复杂的社会场域，这一场域内的行动者包括专业部门、国家行政部门、教育部门和社会公众等，在活动实施中，在不同层次的各部门间相互作用下形成的互动也随具体情境变化而变化。如天空课堂结束后，多地中小学围绕太空授课开展主题活动，包括观后感征文、科普小报制作、科技馆参观、航天模拟实验等。活动形式、活动内容、活动程度的不同都会影响此次太空授课的传播效果。其他各界的互动也会对此次科学传播活动产生影响，如科普界自媒体发布相关内容———模仿浮力实验、制作王亚平老师的同款水球、相关知识的扩展等，进而引发了更多社会公众的兴趣。
社会空间的外延和表层容量都是有限的，但社会空间的内涵以及深层次容量则是无限的，这就是社会空间结构形态的另一个方面———社会心理空间，也就是说，心理场是社会场的深层结构，社会活动离不开行动者的心理活动，在时间推移下，社会表层空间与心理空间的耦合将会产生巨大能量。太空授课之所以会引起广泛关注与热烈反响，一方面植根于中国自古以来的航天梦和对遥远太空的好奇心，另一方面来自对中国航天技术发展与航天事业进步的社会认同和自豪感。天宫课堂的品牌化建设和持续开展能够让航天梦深植于青少年的心中，使青少年从小树立航天理想，为航天发展的人才队伍建设奠定基础；从全社会范围来看，也能引起更多公众对航天事业的兴趣和关注，形成基于航天的共同梦想与价值理念，进而推动航天事业发展与国际航天交流等更广泛的社会行动。
（三）复合多元：国家主导下的科学传播模式创新与实践
科学传播模式研究将科学传播归纳为中心广播模式、缺失（欠缺）模式和对话（民主）模式，并认为每个模式分别对应国家或政党、科学共同体、公民或人文立场（见表3）。天宫课堂却因其本身的特殊性，无法被明确地纳入其中任何一个类型，呈现复合传播模式和多元立场并行的科学传播创新演化趋势。
首先，天宫课堂具有与生俱来的国家属性。天宫课堂以天宫空间站为太空核心授课场所、以我国三位在站航天员为太空授课团队、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媒体矩阵为传播平台，地面课堂涉及北京、广西、四川、香港、澳门等地，并深度嵌入基础教育系统的日常教学流程。唯有在国家层面的主导下，才能实现对如此多领域、大范围的系统、资源的协调和调配。空间站的唯一性、太空授课资源的稀缺性也决定了天宫课堂的传播模式必然呈现中心广播和圈层式扩散的特征。
其次，天宫课堂初步建构了其特有的异质行动者网络。科学传播涉及由众多参与者构成的复杂网络，包括人与非人、物与非物。对比两次太空授课可以发现，参与者的数量、身份的复杂性明显增加，异质行动者网络的复杂性、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交互作用的场域关系也随之进化。其中，拉图尔所提示的非人类主体的能动性在天宫课堂行动者网络进化的过程中尤为突出。大量非人类行动者（设施———天和空间站、设备———细胞学实验展示设备、场馆———科技馆、场景———宇航员休息舱）的加入使得课堂的交互图景更加丰富，进一步延展了人类行动者的科学传播空间和内容，也促使更多的人类和非人类主体加入行动者网络之中。例如，在天宫课堂地面分会场之一的广西科技馆策划开展了“天宫课堂”延伸系列活动，设计了中国空间站静态模型、航天（北斗）模拟发射平台、嫦娥五号模型等展品及相应场景，许多广西本地的行动者也应邀或主动参与活动，包括广西航空航天模型代表队总教练、广西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技术学院教授、广西科普达人以及当地的青少年和家长们，从而使得天宫课堂的行动者网络在区域化、地方化维度上进一步扩大。
最后，天宫课堂的多主体行动方式正在逐步形成。在课堂部分，天宫课堂建构了以中小学生为对象，宇航员讲授、地面教师辅助的行动模式，其核心是以演示实验为主要教学方式的课堂教学模式。在更大范围的中小学校园、科技馆场景中，天宫课堂形成了“1+N”的科普活动模式，即一次远程科普教育和N次后续延展科普活动、航天知识互动活动等。在全国范围内，天宫课堂形成了以国家为主导，多部门、多领域、多地域协同开展的全民航天科学传播活动，并为航天事业的持续发展赢得更多的公众关注和支持。在全世界范围内，天宫课堂成为航天事业对外传播的重要实践内容，通过将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贯穿于课堂叙事的体系之中，以新形式、新表达更加充分地展现中国的航天梦想和航天故事。在移动互联时代，公众能够在社交平台上，以观看、转发、评论、再创作等方式，使用语言、文字、影像等符号参与上述环节，并进行评价、反馈。其中，宇航员、科学家为科学知识、方法、理论、思想、精神、技术、仪器及其表征、标记等代言，媒体人为自身的期望和各种媒体媒介及其所呈现的语言、语音、图画、图表、线条、影像、形象等代言，受传者则为自身的需求、愿望和地方性知识等代言，从而形成不同主体的行动方式和互动方式。
四、可供选择的天宫课堂的科学传播模式创新路径
（一） 以“天地协同授课”为核心的天宫课堂科普教育体系的建设
从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升空、美国阿波罗11 号完成人类首次登月任务，到当前中国建造空间站、神舟十三号升空、美国的阿尔忒弥斯计划，历史上每一次重要的航空事件不仅标志着航天技术的突破和人类探索宇宙能力的进步，也成为各国面向公众展开科学传播，促进航天知识科普的着力点和重要内容。
今天，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将基于航天技术发展的科普教育正式纳入基础教育体系，并逐步开展涵盖基础科普和专业人才培育的航天教育体系建设。例如，欧洲航天局主要从三个维度展开面向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航天知识教育。一是为儿童专设的网站 ESA kids，该网站提供丰富的学习内容、各类活动、趣味游戏及老师可用的教育资源，增强了航天科普教育的可操作性和趣味性。二是每个学年都会设计面向成员国家的学校项目，包括面向学生的竞赛、课程、营地体验等主题活动和面向教师的在线培训、在线工具和教学资源等支持。三是 STEM 课堂设计与资源配套，将计算机编程、工程技术、太空探索等内容结合在一起，引导学生在掌握原理的同时学习传感器数据收集、数据分析与应用等知识。
我国已经实施的两次太空授课初步形成了国家主导下多主体协同的跨领域科学传播模式，激发了大批青少年的航天兴趣和航天梦想。2021 年，我国也已将“天宫课堂”确立为我国首个太空科普教育品牌，天宫课堂将结合载人飞行任务，以青少年为主要对象展开。借鉴其他国家的实践经验和科学传播模式理论研究的思路，天宫课堂的品牌和内容建设以具有代表性的“天地协同授课模式” 为核心，以对接青少年学校教育体系和家庭教育体系为路径展开多元化、多维度的体系化建设，包括但不限于航天知识相关的教辅资源（历史资料、科学原理和专业术语讲解视频以及相关的教具、玩具、模型等）、学习和实习机会（电子绘本、科普教育动画片、在线课程、实习/夏令营项目等），从而实现对各类传播和教育场景的深度嵌入。
（二）面向智能传播时代的天宫课堂的科学传播模式创新
我国先后开展的两次太空授课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传播模式创新探索，也是我国航天传播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实践尝试。智能传播技术的发展为天宫课堂传播形式的丰富、传播效能的拓展提供了更多可能。
目前，全球仅有两个运行中的空间站，分别是国际空间站和我国自主研发的天宫空间站。这也意味着能够开展太空授课的国家数量十分有限，相应的影像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具有高度稀缺性，我国的天宫课堂也自然成为吸引全球关注的航天科普活动。因此，天宫课堂可以综合运用“太空网络电视台”、社交媒体账号、引入 VR/ AR 技术的天宫课堂 App 等多样化媒介形态和媒体平台，从面向青少年的课堂教学逻辑转向多维度、多层级的复合传播逻辑，包括但不限于知识传播逻辑、文艺作品传播逻辑、学术传播逻辑等，形成面向全国和全世界公众的航天科普传播体系。
从丰富传播主体构成、延展行动者网络的角度来看，“天宫课堂”品牌的建设还应与国内外航天科普杂志、航天科普网站和航天科学家、天文学家、中小学教师、艺术创作者、科普达人以及航天迷等各类专业和非专业主体进行广泛的关联互动，通过加深垂直类群体对“天宫课堂”品牌的认知，形成更加广泛的科学传播主体关系网络，也吸引他们广泛地参与天宫课堂相关知识点的讲解、内容再创作等工作，拓展至专业知识、科普教育、科幻作品、学科建设、时空哲学观等的传播。
天宫课堂的科学传播模式运行逻辑也将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发展，即由面向我国青少年的，以基础物理、航天知识普及的航天科普教育活动发展为给全人类提供观察、理解、 索浩瀚宇宙的中国视角和中国思考。（文章选摘自传播创新研究2022年第1辑,作者系王润珏，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张若溪，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