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使有时候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同时，科学传播也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已然成为科研人员面向公众的一项必备技能。

诚如卡尔·萨根（Carl Sagan）在 198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我们为什么需要理解科学》（WhyWe Need to Understand Science）中所言，“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依赖科学和技术的社会中，然而几乎没有人能完全了解这些科学和技术”。这实际上是在呼吁科研人员要积极从事科学传播工作。科研人员往往被称作科学传播的“第一发球员”，他们作为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发现者、生产者、创建者和弘扬者，在开展科学传播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他们的科学传播活动，可以最大化地增加知识的力量。正如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这种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

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科研人员都善于或者愿意从事科学传播工作，也不能要求所有的科研人员都去开展科学传播工作，因为这既不可能，也不现实。同时我们也需要看到的是，科研人员在开展科学传播时有所谓的“四不”窘态，即不愿做科普、不屑做科普、不擅长做科普、不敢做科普，这些都给他们开展科学传播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限制或者说张力。即便是那些想要从事科学传播的科研人员也可能面临一些困境，比如科学传播已经远远不再是单纯依靠直觉就能够做好的一项工作了，它需要理论与方法的指导。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正如诺丁汉大学（Universityof Nottingham）的科学传播专家布里吉特·奈里奇（BrigitteNerlich）在一篇博文中写到的那样：“在告诉科研人员该如何去传播，传播什么，以及为何传播上，学术圈开始繁荣起来。对这些领域的研究开始激增，然而不幸的是，这些研究的结果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于科研人员不会去看的学术期刊中，而且其语言也是科研人员可能难以真正理解的。因而在那些仍然从事传播的人与那些想告诉他们如何传播的人之间存在着某种隔阂。”因而，就需要有一些能够衔接起理论与实践的科学传播从业者，他们可以充当桥梁和纽带，把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进行有效的“嫁接”和“匹配”，从而让科学传播真正地“科学”起来。

兰迪·奥尔森（Randy Olson）应该就是这样的人选之一，他的职业生涯历经学术研究与影视制作两个领域，而且都颇有建树。也正是这样的职业体验，让他有感于科学界在做好科学传播方面尚存在一些需要逾越的障碍和有待迎接的挑战。他现身说法，力求为科研人员开辟一条让“科学更加人性化”的传播之路。

纵览全书，我们可以发现他做到了，他用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和撞得“头破血流”的经历为想要从事科学传播但往往不得法的科研人员找到了一条“捷径”。称其为“捷径”，是因为这些经验和教训都是他亲身体验后总结提炼而来的。但是，无论是他还是作为译者兼科学传播研究人员的我们，都不希望即将进入科学传播实践领域的各位把它真的当成某种“捷径”，毕竟科学传播是实践性很强的工作，“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或者我们可以诙谐地把本书称作是科学传播的“避坑指南”，比如从事科学传播的人不能太过理智（当然不是说要丧失理智），不能没有想象力，不能做一个拙劣的故事讲述者，不能不讨人喜欢，不能不善于倾听，等等。作者提出了这么多的“不能”，究其根本，不外乎是要让“科学更加人性化”。因为在信息爆炸和信息泛滥的当下，人们不仅关注事物的客观方面，有时候甚至对主观方面的关注会超过客观方面，因而形式往往就是内容。

因此，本书既可以作为那些新近踏入或者打算踏入科学传播领域的科研人员的有益参考，也可以作为那些熟谙科学传播之道的专家的进阶指南。

“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没有全民科学素质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实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年“科技三会”上做出的重要指示，也是新发展阶段科普和科学素质建设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科学传播关乎未来，意欲做好科学传播，科研人员不能缺位。郭金虎在《生命的时钟》一书中说，“科学缺席之处，就是伪科学泛滥的地方”，约翰·C.伯纳姆（John C.Burnham）在《科学是怎样败给迷信的：美国的科学与卫生普及》（HowSuperstition Won and Science Lost：Popularizing Science and Healthin the United States）一书中也表达过“科学战败的原因是科学家离开了科学普及阵地”。

2021 年 6 月 3 日，国务院印发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 年）》，科学谋划了我国新发展阶段的科普事业和科学素质建设路线图，也设定了 2025 年的目标和 2035 年远景目标。同时文件指出了“十四五”时期计划实施的 5 项重点工程，其中之一就是“科技资源科普化工程”，这就要求我们要努力提升科技工作者的科普能力。希望本书能为从事科学传播的科研人员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让“科学更加人性化”。如果能达到这样的目标，那么我们引进、翻译和出版本书的目的也就达到了。（本文选摘自《别做这样的科学家 : 走出科学传播的误区》作者系兰迪·奥尔森，王大鹏、王芳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