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水平决定了国民科学素养水平，甚至还决定着国家创新能力。但目前，中国的科普力度远远不够，这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科学家从事科普工作的积极性不高。这既与制度设计有关，也与科研评价、激励机制有关。那么，如何让科学家乐于做科普，科学家又怎样做好科普，这些问题值得深思。

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开始利用各种媒体平台开展科学传播工作，也有一大批科学家成为了“网红”，他们通过自身的科学传播行动影响着公众对科学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也改善着科学传播的环境和氛围。

可以说，科学家从事科学传播还存在着“四不”的窘态，即科学家不愿、不屑、不擅长以及不敢开展科学传播。当然，这其中涉及到的问题比较复杂，也需要开展相应的研究以探究其中的机制，进而改善科学传播的状况。

但是在对部分“网红”科学家进行访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他们把提升公众的科学素养视为开展科学传播的重要目标和旨趣，当然也包括其他方面的追求。毕竟，科学家经常被认为是“科学传播的第一发球员”，因为他们是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发现者、生产者、创建者。与此同时，科学家处于科学研究的最前沿，在其所属的领域里游刃有余，所以同专门从事科学传播的机构和媒体相比，他们可以最大限度避免科学知识在传播过程中出现差错，保证科学传播的正确性。

就此而言，我们倾向于认为，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开展科学传播是一种价值回归，是对科学研究社会影响的一种正反馈，更是对科学家和科学研究的责任及义务的回应。就像我们说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一样，那么没有传播的研究是未完成的研究（research not communicated is research not done）。莫顿在《科学的规范结构》一文中提出的科学共同体内部行为规范之一就包括共有主义，而从传播的角度来说，共有主义也意味着科学是公众的知识，科学家应该公开自己的研究成果，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就需要科学家开展科学传播。

之所以把科学家从事科学传播视为价值的回归，是因为在科学建制化和科学家职业化之前，他们都把同公众进行交流视为分内之事，他们感到自己拥有可以传播给公众的实用知识，他们意识到了需要公众支持，并且他们欣然地利用那个时代的媒体渠道和公众分享科学探索的故事。

随着科学的日益专业化和职业化，科学家发展出了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培养方案和自己的奖励制度，向“外行”传播科学就不是他们优先考虑的事情了。科学家们认为自己是比常人拥有更多技能的个体，并且和常人区别开来。让科学家与公众进一步疏远的是，一些重要的科学协会对冒险开展科学传播的科学家采取了一些负面措施，比如由此产生的“萨根效应”，这进一步抑制了从事科学传播的科学家的热情。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科学家都退回到了科学研究这个圈子之内，一方面科学新闻记者成为了科学传播的“二传手”，他们把科学家作为科学传播的“信源”，并且形成了科学家、科学记者和公众的铁三角，另外一方面仍然有很多科学家在通过各种渠道开展着科学传播，因为“在科学的所有用处中，培养出少量的、专业知识水平很高、高酬金的牧师式的专家是不够的，事实上也是危险的。相反，某些最重要的科学发现和科学方法必须在最大的范围内使公众得到了解”。特别是新媒体的崛起为这些科学家提供了有益的平台和渠道。

当然，鼓励科学家从事科学传播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科学家都要开展科学传播，而是要让已经做和正在做的继续做下去，并且能够做好，让摇摆不定的人尝试着去做，以及试图让对科学传播持有非议的人改变看法！当然，我们期望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能够进入到科学传播这个新的领域中，让科学传播的氛围越来越友善，让科学文化在大众文化中越来越浓厚，让科学的价值在回归到传播的过程中真正地发挥出来。（文章内容来源科学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