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立社会化协同机制、调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高效整合科普资源，是现代科技馆体系为公众提供高质量科普服务的必然选择。本文以系统论、协同学和社会资本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对科技馆体系不同组分的社会化协同实践进行考察，探索科技馆体系多元主体协同的形成机制，并提出吸引多元主体参与建设实体科技馆、拓展流动科普设施科普投入渠道、完善数字科技馆社会协同平台建设、优化体系内外联动机制、建立社会化协同评价机制等发展策略，以期为科技馆体系建设和探索“大科普”格局构建路径提供参考。
[关键词]科技馆体系；社会化协同；系统论；协同学；社会资本理论
现代科技馆体系（以下简称科技馆体系）源于中国科协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推动实现科普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初衷，它以实体科技馆、流动科技馆、科普大篷车、农村中学科技馆和数字科技馆等为基础平台和资源载体，10年来，从无到有搭建起一套覆盖全国、世界独有的科普基础设施体系。科技馆体系建设的显著成效，既源于科普基础设施、资源、人才、服务的充分供给和有效配置，也体现了机制创新的重要作用。面向未来，科技馆体系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深化改革和创新机制；特别是考虑到科技馆体系作为“科普领域资源、组织与基础设施共同构成的网络集成”，其复杂性和交互性决定了单一主体无法“包打天下”，需要充分发挥社会化协同的作用。
目前，学界对科普社会化协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对多主体协同机制的理论研究，包括加强社会力量的多主体协同，推动共建机制，以“大联合、大协作”的方式，动员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科学素质建设工作；二是对多元协同科普投入的现状分析，认为全社会科普投入不够充分，亟须构建多元协同的科普投入体系；三是对社会力量参与科技馆体系的工作案例研究，提出科技馆体系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建设，加强协同联动和资源共享。总的来看，科技馆体系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化协同，但存在主体缺乏联动、合作动力不足、协同不紧密、制度保障不健全等问题，需要包括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等在内的社会力量创新合作模式，优化协同机制。基于此，本文从科技馆体系多元主体协同的形成机制研究出发，对科技馆体系不同组分的社会化协同实践进行考察，以期为科技馆体系和科普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和思路。
1.社会化协同的理论基础
系统论将研究对象视作各种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的有机整体，认为系统的发展变化是通过整体的发展变化表现出来的，用系统论分析社会协同作用，有助于确定不同社会力量相互作用、共同努力实现共同目标。在系统论的视域下，科技馆体系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参与的开放系统，构成彼此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复杂网络关系，它的建设需要打通体系内、外边界，发挥实体科技馆、流动科技馆、科普大篷车、农村中学科技馆和数字科技馆的各自优势，与社会各方力量合作互惠，以价值认同与理念共识统筹各方力量，更好地实现同频共振和协调发展。
协同学是研究有序的、自组织的集体协作行为的科学，认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通过建立合作长效机制，社会力量可以形成合力，破解单打独斗的局面。从协同学出发，以制度化建设和联动机制建立科技馆体系多元主体之间的行为协同，实现设施、资源、人才、服务的跨界联合和创新，以利益共享充分调动多元主体参与的积极性，有助于增强协同效应，为科技馆体系服务科普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会资本作为社会组织的特征，通过推动信息互通、资源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网络。有助于促进多元主体间形成相互支撑、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投入科技馆体系建设，为科普事业注入新的动力。
综合上述分析，系统论强调科技馆体系要有整体性、有明确的目标；协同学注重多元主体发挥各自的资源和渠道优势，产生“1+1＞2”的协同效应；社会资本理论提示，应塑造科技馆体系建设多元主体间互信合作的长效机制。本文借助系统论、协同学和社会资本理论这三种分析工具考察科技馆体系社会化协同实践，剖析实践不足及其产生原因，从问题出发，寻找改进方案，实现科技馆体系社会化有效协同和可持续发展。
2.科技馆体系社会化协同实践与挑战
新时代科普呈现出新的样貌和趋势，科普高质量发展需要构建政府、社会、市场等协同推进的社会化协同发展格局。在这样的新趋势和新要求下，科技馆体系社会化协同是多元主体系统参与构建“大科普”格局的具体实践，也是科普机制创新的突破口之一。科技馆体系建设由政府主导向政府引导、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化协同转变，在实践和探索中出现的主体之间缺乏联动、协调性不足等问题，需要通过加强规划、创新机制、搭建平台等方式加以解决。
2.1 实体科技馆社会化协同实践与挑战
从系统论视角出发，科技馆体系是一个复杂、动态的开放系统，探索多元主体办馆及管理运行的实践模式，有助于发挥各自优势并形成协同合力。根据主办单位的不同，我国科技馆目前存在事业单位管理、企业与公民个人办馆、政企合作、购买服务等多种办馆形式，除事业单位管理外，其他都属于社会力量参与办馆、运营的途径。第一，企业和公民个人兴办的科技馆让科技馆体系不断壮大。例如，2000年河北省建成全国首家民营科技馆——河北正定科技馆，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亦庄）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设立科技馆，厦门科技馆管理有限公司将企业化运行的厦门科技馆建成集科普文旅、科普展馆规划建设运营、科学教育为一体的科普产业平台。第二，在坚持政府主体责任的前提下，引入社会资本和专业团队参与。例如，2022年建成的泉州市科技馆新馆，是全国首个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建设的科技馆，由专业公司负责运营，是政企合作提高运营效率的有益尝试。深圳·红立方采用“总运营商+策展商”的运营模式，由深圳市龙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作为运营机构，统筹管理包括科技馆、青少年宫、公共艺术与城市规划馆在内的公共文化场馆群，实现公共文化资源配置进一步向基层倾斜，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显著提高。第三，在科技馆运行管理方面，政府采购服务外包模式成为目前科技馆发挥市场作用、动员社会力量的重要方式。阿拉善盟科技馆、固始科技馆等在不改变公共文化设施所有权的前提下，将场馆的整体运营或部分运营委托给社会专业机构，定期开展评估考核，取得良好成效。第四，接受公益捐助支持科技馆建设。例如，中国科技馆发展基金会与中国海油海洋环境与生态保护公益基金会的“中小科技馆共建行动”项目共同建设县级达标科技馆，助力乡村振兴。
协同学理论提示，应尽量消除实体科技馆建设中各主体的协作壁垒，科技馆与高校、科研院所、学会、企业等科技创新主体应通过合作将资源进行整合，强化科普资源生产、供给、分发全链条。一是激发广大科技工作者参与展览展品研发的热情，合作开展常设展厅改造、主题展览开发等。例如，中国科技馆与清华大学共建展品创新设计实践基地，为科普展品创新设计提供了新途径，实现了场馆与高校协同育人的共赢。二是推动科技资源科普化。例如，中国科技馆与中国林学会合作促进林草优质科普资源进科技馆。三是打造科普产学研融合新生态。例如，中国科技馆发展基金会发起《中国企业公益科普联合倡议书》，得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等22家国有和民营企业的积极响应和参与，此举有助于资源整合，优化科普资源产出。
同时，基于社会资本理论，互相信任、公共利益等因素在协同中具有关键价值，有助于形成普遍共识、促进集体行动。实体科技馆配合“双减”政策，在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共担育人责任、实现校内外科学教育资源衔接方面，与中小学校深入合作。中国科技馆“馆校结合基地校”与北京地区超200所中小学签约建立紧密联系，基于“馆、校、师、生、课”五大科学教育馆校合作服务体系，进一步拓展了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但在实体科技馆发展实践中，还面临一些挑战。首先是科技馆的举办主体问题，目前，我国科技馆多隶属于科协系统，约占总数的85%，其余约15%大多隶属于科技厅（局）、教育厅（局）、团委等部门，企业举办的科技馆为数甚少。其次是社会力量参与科技馆建设和运营面临参与积极性和力度不足的困境，企业及其他社会组织参与建设、资助的意识与能力偏弱，虽已出台一些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的相关政策和文件，但资金扶持、企业回报、监管规范等方面真正能落地的政策存在缺位，导致社会力量参与科技馆建设既缺乏激励，又缺乏规范。再次，从经费投入看，我国科技馆建设发展高度依赖财政经费，而各地财政资金供给受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影响，部分地区的场馆建成后运营经费得不到有效保障，如果前期经费和资源投入不足，后续将直接影响科普服务的质量与成效。从系统论角度分析可见，主体之间目标不一致、发展不平衡、权责边界不清等是制约有效协同的重要因素，政府、企业及其他参与方目标和动机存在差异，如果不能有效协调目标、平衡利益，则各主体之间将面临协同困局。
2.2 流动科普设施社会化运营实践与挑战
根据协同学理论，协同过程是交流协商、资源共享和协同行动，会产生比简单相加更大的综合效用。近年来，流动科普设施注重推动区域换展机制，在地市辖区内选择不同区县，定期轮转，用流动科普设施服务尚不具备兴建实体科技馆条件的地区，以及社会化运行管理的探索，推动与企业及其他公共文化部门的资源共建、运行合作和协同行动。一是鼓励有研发能力的科普主体广泛参与展品研制，设计多主题、模块化、小型化、灵活性、机动性展品，便于流动展出、丰富资源储备。加强与企业合作，集成社会上的优质科普资源，促进资源共享，提高科普服务能力。二是科普大篷车创新运行管理模式，探索社会化运行车辆的机制，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流动科普设施自身发展中面临的场地、经费、人员等难题。三是相对实体科技馆而言，农村中学科技馆也可视为特殊的流动科普设施，采用“政府支持+社会捐款+基金运作”的方式，利用农村中学现有场地，配置科普展品，建设校内科技馆，农村中学科技馆探索基金会筹集资金的“馆企合作”和设施社会化运行机制，筹集、吸纳建设发展资金，产生显著的协同效应，有效促进了科普工作与国家扶贫、扶智、扶志相结合。四是与其他公共文化机构建立跨部门的协调工作机制，支持共同开展流动科普活动，有力地促进科普内容传播分发。例如，重庆科技馆与重庆图书馆互设“科普E站”和“网络电子书刊阅读器”，将科普大篷车和流动图书车融合为“科技人文直通车”，为公众提供“一站式”体验。
流动科普设施的社会协同实践，在经费筹措、资源分配、区域发展平衡性等方面存在挑战。首先，科普服务的公益属性导致企业难以形成稳定的盈利模式，不利于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其次，流动科普设施的展览内容研发需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而研制企业在创新展品中可能面临较低的投入产出比，常导致其创新意愿不强。再次，流动科普设施开展科普服务的主体多元，从协同学视角看，容易造成权责划分不清、跨部门协调沟通不畅，形成合作壁垒。同样，从社会资本理论出发，合作动力不足、短期获利不明显也是协同效果不佳的原因，包括流动科普设施在内的科普基础设施在运营托管、购买服务中，提升服务品质与提高经济效益之间存在冲突。
2.3 数字科技馆社会化协同实践与挑战
社会资本理论提示，嵌入社会网络越密集，信息传递、交流沟通、资源互换越深入，带来的回报越大，可为采取进一步合作行为提供动机支持。数字科技馆作为体系优质内容生产、多渠道传播分发的综合服务平台，与各类媒体开展广泛合作，为多元主体参与科技馆体系建设提供信息化支撑，满足数字化时代公众的科普需求。一是与科研院所和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合作，有助于资源互补、平台互用。上海科技馆分别与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科学院三家单位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建上海科普游戏数据库、素材库、资源。二是借助各类媒体影响力和传播渠道，搭建参与科普创作的媒体平台、参与科普实践的活动平台、参与科普研发的工具平台，有助于科技馆体系扩大科普“音量”。比如，41家科技场馆集体入驻抖音，发布科普短视频，实现全国不同地区科技馆科普视频汇聚共享。又如，对科技馆体系的重要品牌活动进行宣介，能有效提升科技馆体系的社会影响力，两次“天宫课堂”活动依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多个频道和数个新媒体平台，实现全球同步直播，增强了科普的国家品牌影响力。科普品牌的构建过程，就是科技馆体系与内外部关键利益相关者价值共创的过程。
作为数字化开放平台，数字科技馆面对多元的科普需求、极丰富的科普媒介和融媒体环境，单一主体难以满足资源供给、渠道拓展、信息分发等建设需求。从社会资本视角出发，首先，体系内资源、管理、数据等元素的信息化支持和辅助不足，造成信息孤岛现象的存在；而由于信息割裂和不对称，社会资本即便有投入的意愿，也难以找到合适渠道。其次，科普领域目前尚未通过制度化方式明确科普资源数据要素的权益分配，科普数字资源供给的服务性不突出。最后，存在资源供给与传播壁垒，导致优质资源在体系内外的流转与共享受限，需要进一步整合数字科普资源，释放数据要素价值。
2.4 跨地域、跨界聚合社会化实践与挑战
区域创新系统协同发展的理论基础是协同学。处于同一区域的众多科技馆围绕区域创新发展的重大需求，结合城市群建设，与相关主体由分散状态整合到一起开展合作，实现跨区域联动。“十三五”时期，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科技馆都在本区域内整合专业场馆、科研院所、高校、企事业单位，用社会资源的联动构建“产—学—研—用—展”新模式，服务本地区经济社会的重大需求，开展战略合作，包括组织合作研制展品，科学教育资源轮展、年度主题巡展和展品互换、促进公益性科普评选，资助优秀科普作品，举办科普资源推介会和科学达人秀活动等。2021年成立的中国科技文化场馆联合体，是推动科技文化场馆、社会组织和研究机构之间跨界合作与融合发展的重要机制化实践。跨地域、跨界协同发展依靠系统内外要素不断磨合调整，各参与主体在自身有序发展的同时，推动实现整个区域创新系统协同发展。
尽管上述探索已有成效，但必须看到，科技馆体系协同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实践中存在联动效应不足、合作深度不足等问题。具体表现为：一是科普项目和活动联动虽有量的积累，但缺乏质的提升；二是联盟或共同体的融合发展优势不明显，整体效能有限，联动效应与共赢效果不足；三是可持续发展动力欠缺。从协同学的视角分析，主要原因在于各主体协同程度不高，既有合作关系松散的问题，也有协同事项“一事一议”“即用即散”的现象，缺乏长远谋划，从而导致合作中基本是各方完成相应的任务模块，难以发挥整体效应。（文章内容来源于《科普研究》 ，作者系莫小丹、马宇罡。莫小丹，中国科学技术馆科研管理部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科技馆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