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2 利用名人效应

通常，公众面对复杂问题做出的决定与其信任的人有关。有些时候不是科学不够清晰，而是事实站在公众所信任的人这一边。例如特朗普也不过是一个传播大量关于科学和医学错误信息的名人，但他的支持者却对其深信不疑。名人拥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影响力可以用来做好事，也可以用到相反的方向。同时，民众也会因为党派不同而选择与其所支持党派一致的立场。

在接种新冠肺炎疫苗的问题上，反疫苗接种人士将名人的死亡与其在几天或几周前接种了疫苗联系起来，造成疫苗导致死亡这一消息的广泛影响。另外一些公众人物，诸如演员、歌手、模特、主持人等，由于其公众人物的身份和广泛的影响力，一旦出现负面健康新闻，再加上曾经接种新冠肺炎疫苗，都会成为反疫苗人士关注的典型案例。

名人们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们有能力向数百万粉丝传播危险的错误信息，这可能导致粉丝们损失金钱、健康甚至夺走他们的生命。名人在传播公共知识方面负有重要责任，但有意识地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传播有关科学和医学正确信息的人还只限于较小的范围。

2.5 泛化策略

泛化策略就是通过对具体实例的观察获得具有一般性的结论，对于虚假科学消息而言，为了与科学信息竞争，表现出过度泛化的倾向，甚至基于有限证据，编造科学谎言。本研究确定了混合叙事和制造阴谋论两种体现手段。

2.5.1 混合叙事（hybrid narrative）

混合叙事指的是不同场域空间的视角在同一个问题的讨论当中出现，从而展现此问题的不同意义，吸引不同类型的观众参与讨论。

首先，反疫苗的混合叙事中涉及疫苗接种的程序正义、分配正义、美国黑人在历史上遭遇的医疗歧视、人种差异与疫苗后遗症、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公共利益与资本利益等内容。普通民众可能关心有机食品、婴儿服装等问题，并没有明确的反疫苗立场。但在混合叙事中，关注不同兴趣点的人都有可能接触并了解反疫苗运动的观点。研究表明，在社交媒体上，65%的反疫苗接种的消息来源只有少数十几个账号。但由于混合叙事策略的应用，美国反疫苗运动影响范围巨大。

其次，反疫苗运动人士运用不同媒介，提高传播效率。例如由小罗伯特·弗朗西斯·肯尼迪领导的反疫苗组织“儿童健康卫士 ”(Children’s Health Defense)在网上发布了一部电影，重新提出了有关疫苗副作用的不科学说法，并将其信息瞄准了对美国医疗体系甚为怀疑的美国黑人群体。

最后，反疫苗运动还在反科学叙事中掺杂种族压迫的历史叙事，在有色人种中产生了较大反响。例如，经常被引作参照系的塔斯基吉实验。在这项实验中，研究人员为了能够观察到疾病的发展过程，对近400名患有梅毒的美国黑人不做任何治疗，任其病情加重。塔斯基吉实验事件引发了广泛的伦理讨论，促成了《国家研究法案》等法律的出台。历史叙事与现实问题的交叉，令原本心存芥蒂的黑人群体更容易选择怀疑，而不是立即按照政府要求接种疫苗。

总之，混合叙事起到汇聚证据的作用，还能将不同人群的诉求统一到特定叙事核心。关于新冠肺炎疫苗的讨论涉及科学与政治、历史与现实、健康与种族等不同相关论题，而且在每一个场域语境下，疫苗问题都能激发起相关群体的强烈回应，自然成为混合叙事的核心。

2.5.2制造阴谋论

众多研究表明，制造阴谋论是传播虚假科学消息的重要途径。本质上，阴谋论就是通过将已有科学信息放入阴谋论的叙事，以揭露丑闻、公开秘密等叙事方式，误导公众认知。阴谋论一般有明确的敌人，利用社会偏见与仇恨，将现有问题归咎于特定目标，造成严重社会分裂。

阴谋论炮制者不断强化三个原则：第一，一切事情都有原因，而不是偶然；第二，人们所见皆是表象，都有欺骗性；第三，事物间都有某种神秘关联，因此即便最简单的事情也能追溯到某一个终极原因。

3 应对虚假科学消息策略分析

针对虚假科学消息的泛滥，各国采取了针锋相对的应对措施。综合欧美的治理经验，本文试图提出如下思考框架。

3.1 理念层面

首先，对于虚假科学消息的认知，不能仅仅局限于是不准确、有瑕疵、个人杜撰的虚假故事，要上升到社会治理成本和信息安全的高度考量。只有提升对于虚假科学信息社会危害性巨大的认知，提高防范意识和社会协同能力，方能减少虚假科学信息的散布。

其次，落实应对虚假科学信息的行为体。科学家群体要主动接触公众，呈现科学事实和研究过程，以谦逊的态度与公众沟通，以开放的态度提升公众对于科学的信任感。科学传播者要提升科学素养，争取最大程度的准确性，不为

吸引公众注意而过度宣扬科学的成就，在呈现科学成果时，要解释科学的生产机制。对于政策制定者，决策过程要坚持以科学为基础，避免受到特殊利益团体的影响，保持透明的决策程序，接受公众的监督。

最后，客观认识传播对象，了解人类认知偏见。第一，公众无论是基于先前的信息还是情感诉求，自动拒绝与习惯性观念相悖的新事实都是正常的。通过解释确认偏误，可以提高认识，从而减少公众接受新知识的阻力，减弱虚假信息的传播。第二，偏见并不是唯一的弱点，人类具有“懒惰思维”倾向，容易逃避推理或缺乏分析性思维，受到虚假信息的影响。提升公众讨论科学问题的参与程度和责任意识是改变思维惰性的有效途径。

3.2 具体措施

第一，运用技术手段，防患于未然。通过技术手段预防虚假信息传播。例如，通过语言数据库配合人工智能识别特殊句式和关键词，提取可能的虚假信息供进一步甄别。又如媒体平台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根据信息质量建立账号评级系统，防微杜渐，通过推荐机制，在可疑账号造成较大社会危害之前，降低其曝光率。当然也可以使用信息颜色标签，对读者进行提示。

第二，建立曝光机制，及时揭穿虚假信息。首先，对于虚假信息的传播策略进行曝光（如本文所呈现的内容），通过事先告知公众的“预暴露”策略触发一种认知过程，这种认知过程产生对虚假信息的反驳，就像一种“认知抗体”。其次，对于已经传播的虚假消息要及时“打假”。为了使揭穿具有预期的效果，要以一种类似教学的方式来进行，在叙事中减少知识格差（knowledge gap），这样正确的信息就不会与它要揭穿的错误信息相混淆。最后，多方协同，共同治理。研究者、政府、平台和个人之间的信息共享，有助于核查事实，揭穿虚假，通过公众传播渠道及时曝光不实信息。

第三，提升大众媒体素养，避开传播陷阱。随着网络媒体的兴起，大众利用网络进行自主传播的积极性高涨，对科学信息的沟通、社会舆论的形成作用巨大。人们面对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等需要在学校教育和公共讨论中提升。

第四，提升公众科学素质，增强识别能力。虚假消息传播的重要策略之一是在没有科学依据的情况下，通过使用科学术语，使观点得到公众接受。因此，较高的公众科学素养和对概念术语的准确理解是甄别虚假科学消息的关键。对于涉及公众利益的科学问题，当个体忽视或无法认识到对他人的有害后果时，出于经济目的或是意识形态原因，其行为就可能背离理性规范和道德标准。更为有害的是，公众对于为了政治目的而故意散布虚假信息造成混乱的行为无法有效分辨。因此，提升公众科学素养，知道如何确认信息的有效性，以及区分因果和概率结论是抵御虚假信息泛滥的“群众基础”。

第五，建立法律机制，提升社会治理效果。决策者至少有四种方法可以防止错误信息的传播：一是直接监管内容；二是向某些行为体提供监管内容的权力；三是重新设计内容生成和分发的机制(例如，减少某些内容与他人共享的次数)；四是支持创建提高公民防范意识的工具，以使他们能够识别和预防错误信息带来的危险后果。对我国而言，制定国家层面的科普法实施细则以指导法律的具体实施是当务之急。

4 结语

本文借用修辞学的理论视角，结合再语境化的分析框架，分析了虚假科学消息的话语建构策略。作者利用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真实报道和公开案例，对美国反新冠肺炎疫苗接种运动中的虚假科学信息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启示，只有提高公众的科学素质和媒体素养，才能在最大范围内对抗虚假科学消息。同时，根据国外治理经验，科学家群体、科学传播者、新媒体平台应该负起相应的责任，对于有损公众利益的虚假信息要及时去除影响。最后，决策机构要更新理念，认识到虚假科学消息对社会民主治理的损害，通过建立健全法律机制，多方协同，共同治理，不给虚假科学信息留下存在的空间。（文章内容来源于中国科普研究所 ，作者系郑世高、范吉宏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中国国际能源舆情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