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综述
同任何题材的文学作品相似，灾难与防护类科学小品的产生也经历了探索与尝试的过程。相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科学小品创作的大发展，1949年之前的科学小品不但没有单独的灾难与防护类别，而且对于科学小品的定位与写作手法等观点并没有一致意见。
由于这一时期我国战乱频繁，所以科学小品主要作为一种探索而存在，是各个学科的学者对科学救国的一种尝试。科玄论战之后，满怀报国热忱的作者们深感普通民众科学知识贫乏，从而将科学传播的对象定为普通群众。对于民众所面临的灾难而言，首当其冲的是持续的战争和疫病，短期的地震、台风等原生灾难反而难以顾及。因此，这一时期的灾难与防护类科学小品主要关注战争和疫病导致的灾难及其防护。与之相应，其作者群主要是化学、生物、医学等领域的学者。
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新生活运动对灾难与防护类的科学小品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举行的扩大总理纪念周上，发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演讲，宣布“新生活运动”开始。尽管这一运动并未起到预期的作用，但是灾难与防护类的科学小品却得到极大的推动。疫病的预防作为新生活运动的一个重要项目，在科学小品的写作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抗日战争的爆发进一步推动了疫病与防护类科学小品的发展，由于战争通常与疫病伴随，并且日本军队大量进行细菌战，普通大众迫切需要增加疫病预防的科学知识，所以与战争相关的灾难与防护类的科学小品仍然集中在疫病的预防上，并出现专门的疫病防护类作品集《抗战与防疫》。这一时期科学小品的作者具有非常强的民族意识与使命感，所写作的科学小品不仅有相关知识的介绍，还充满着对民众的鼓舞。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科学小品形式多样，而且大部分作者所建立的文风都被后继者继承下来。其中的一部分科学小品，更是成为科学童话、科学小说等形式的滥觞。对这一阶段的灾难与防护类科学小品的文学性要高于科学性。如果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些科学小品中得到完整的实难原理与防护知识，那么我们必然要感到失望。但是，如果我们从文学性着眼，这一时期的科学小品表现技巧与写作手法大多被后来的作者所借鉴。尤其是对于介绍的科学知识，作者不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来介绍，而是尽可能让科学知识与生活经验融合到一起，确立了科学小品的主流文风。对灾难与防护类的科学小品而言，由于其短期内对人们心理冲击很大，所以在灾难发生之后读者对较为晦涩的科普作品也能接受。但是，灾难最有意义的防护在于预防，最难的是让人们在平时也可以掌握灾难的防护手段。由于灾难涉及的领域很广，硬性地将各种防护准则纳入生活是很难实现的，需要将防护知识与日常生活尽可能地融合在一起，在常见的生活现象中自然引出防护手段。这就要求灾难与防护类科学小品在介绍防护知识时不仅要准确，还要尽可能容易接受。就此而言，这一阶段的灾难与防护类科学小品的文学性倾向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二、代表性杂志介绍
初期的灾难与防护类科学小品并没有自己单独的刊物，作为一种新文体或写作风格的尝试，在当时的左翼刊物上发表。虽然《大白》嵌公认为科学小品的起源刊物，但是灾难与防护类科学小品的重镇却是《读书生活》。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灾难与防护类科学小品与时局关系密切，更有利于唤醒民众的民族精神。《读书生活》创刊于1934年11月10日，由李公朴主编，编委有夏征农、艾思奇等。自第9期（1935年3月出版）起，该刊把《科学讲话》改为《科学小品》专栏，每期都利登科学小品。从杂志的出版人员来看，《读书生活》集中大量的“左翼”文化人士和中共党员，其刊物风格更加激进，大量发表抗日救国的文章，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灾难与防护类科学小品的内容与《读书生活》的杂志风格是非常契合的。
这一时期的作者已经将少年儿童作为重要的写作对象。与之相应，一些少年儿童刊物开始刊登灾难与防护类科学小品，典型的刊物如城
《新少年》《开明少年》。《新少年（半月刊）》创刊于1936年1月1日，由夏丏尊任社长，开明书店发行。“八一三”战争爆发，开明书店毁于炮火，《新少年》同时停刊。《开明少年》创刊于1945年，由叶圣陶、贾祖璋、唐锡光、叶至善编辑。内容侧重于面向未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是融教育、知识、时事、图画为一体的综合性刊物。
这一时期的灾难与防护类科学小品已经开始结集出版，典型的科学小品集如《抗战与防疫》，这一科学小品集专注于病疫防护，先后五次再版。
晋察冀边区对疫病防护也给予高度重视。1940年晋绥军区党报《晋绥日报》还开辟了卫生专栏，刊登了大量卫生知识和典型经验。该军区卫生部并出版了《卫生通讯》期刊，对根据地的卫生防疫工作给予具体指导。（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编委会.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第1卷）：100——106.）部队卫生机关根据当时疾病情形印出卫生小册子，如《什么是瘟病？》和《预防可怕的肺炎！》等。（曲晓鹏、邵通、尹春艳.论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卫生防疫工作【J】.党史文苑，2010（1，下半月）：17——18.）
三、重点篇目赏析
准确界定科学小品是非常困难的，准确界定灾难与防护类科学小品秀更加困难，恰如圣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的感叹“没有人问我时，我倒清楚；如果要我向一个问者解释，我却茫然了”。（K Ridderbos编，章邵增 译，剑桥年度主题讲座——时间【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3.）一种常见的提法是科学小品即文艺性说明文，但是我们随后可以看到，有些我们直观上看起来像小说甚至童话的作品往往也被列为科学小品。可以说，不只是科学小品，对于所有的文学作品都不能用数学家的思维进行非此即彼的区分，较好的做法是只排除掉明显不是此类体裁的作品，然后看剩下的作品是如何在“似与不似”之间实现作者的意图并给读者带来审美愉悦的。对于灾难与防护类科学小品而言，难度不仅在于科学小品概念的模糊，还在于灾难与防护并非一个单独的学科，医疗、气象、地质、天文、军事等学科都有可划为灾难的内容范畴，这些内容范畴在未超过一定程度时又不能被称作灾难。所以，在鉴赏灾难与防护类科学小品时，也不免侵入其他学科的领域。只是对于同一篇优秀的科学小品，其鉴赏的角度有所差异。
科学小品的美与其他体裁有区别，灾难与防护类的科学小品在审美上更是有所不同。对于一篇作品，如果贴上科学小品的标签，那么评论者首先关注的是其中涉及哪些科学知识。但是，对读者而言，一般来说并非为追求理性知识的获取，仅仅是为了获取对科学的感性认识，甚至只是为了获得审美的愉悦。如果套用柏拉图的比喻，那么读者在阅读科学小品时并非为了进入理念世界，而是为了在现象世界中看到更像是理念世界的影子。就此可见，科学小品的美感便在理念世界与现象世界的似与不似之间。体裁中有“科学”二字，需要有严格的逻辑、准确的术语，是理性的体现，体裁中有“小品”二字，需要有强烈的感性、优美的文笔，是感性的体现。正是这种矛盾及其解决带来读者的审美愉悦。对于灾难和救助类科学小品而言，情况稍有不同，读者对于灾难的发生有本能的恐惧，对于灾难的原因与防护措施有着热切的了解愿望，这便使得作者在创作中产生两种可能的倾向：一是读者的阅读目标仅是为了获取某种知识，偏离文章本身的审美；二是读者极力在已有的知识中寻求回应，导致文章在通俗中走向谬误，或是走向猎奇。可以说，与其他类别的科学小品相比，灾难和救助类科学小品有其独特的难度。然而，正是这些难点成就了科学小品，在看到晦涩难懂的科学知识与自己生活中的直观感受如此贴合，自己仿佛获得崇高的科学理性，读者会有极大的愉悦。诚然，这种感受并非对科学的真正掌握，科学小品在科学普及中的作用也仅仅是启蒙和倡导，但是当科学小品为读者打开思维院落的大门之后，读者往往会走到更加广阔的科学天地。
由于处在起步阶段，所以这一时期的科学小品大量借鉴其他文学体裁的表现形式，其写作手法非常灵活。我们选取一些优秀的作品与大家共同赏鉴，虽有遗珠之憾，但是也可管窥这一阶段科学小品的主要特点。
疫病灾难与防护的科学小品是这一阶段灾难与防护类科学小品最主要的类型，在不同作者笔下，文风也有活泼、平实与沉郁之别。
高士其的作品风格非常的活泼。在病疫知识和现实生活中，高士其做了一个漂亮的比喻：病原是敌人、宿主是帮凶、防疫则是战斗与抗争。这个漂亮的比喻一下子便将繁难的医学知识变得如此直观，以至于读者的思路在一瞬间便建立并延续下去。这一比喻如同晏殊“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一联，在作品中多次运用，然而不同作品中比喻的重点有着较大的差异。
《鼠疫来了》一文，与其说是普及知识，更不若说是托物寄情。传统的托物寄情，与其说是外在的、客观的“物”，不若说是内在的、主观的“物”。同样的秋天，可以是“悲寂寥”，也可以是“胜春朝”。而科学小品中的托物寄情，因为当时在我国知识分子中普遍认为科学是客观的象征，所以以此为喻，便显得格外有力。我们看到，文章以小孩打架开始，“傍晚”“古褐”“破旧”，短短一句，便勾勒出危亡景象，而几个小孩或凶猛、或抗争、或谄媚、或旁观，种种表情，恰是当时国内各派别的写照。至此，尚未脱离传统借景抒情的套路。但是，从冤魂陈述开始，从前文章未涉及的“物”开始出现：冤魂对死亡病状的陈述象征着国家危亡时人民的惨状；鼠疫的一次次爆发，象征着我国在近代遭受的一次次侵略；传播鼠疫的鼠虱与鼠菌，象征着汉奸与侵略者。只管从其内容来看，设计的知识并不丰富，在当前的眼光来看甚至过于没显，但是对当时而言，以科学知识为“物”来寄托“团结抗战”之情既有普及科学知识的作用，又有以“赛先生”鼓舞抗日之功。其结尾的“鼠疫不是绝对不可以抵抗的，就是不能抵抗，也要拼命地抵抗啊”表面上虽然说的是鼠疫，但是在当时读者的心中，又怎会不与抗日的时局相联系，对传统上认为上天惩罚的疫病尚且如此，更何况是非正义的侵略者呢？
《听打花鼓的姑娘谈蚊子》延续了活泼的写作风格和以侵略者喻疲病的手法，只是笔调更加明快些。这篇可以算作专讲防护的科学小品。疫病的防护是日常行为，而文章的起始也在城市的弄堂，这便拉近了文章与当时的主要读者——城市平民之间的距离。花鼓戏作为当时一种常见的艺术宣传形式，更使读者容易认同。在这篇小品文中，我们可以看到灾难与防护类科学小品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求知识点的全面、完整，而是要求所讲述的知识点深入人心。由于有效的救助不仅取决于有多少防护知识，还取决于掌握多少防护知识，所以少数能被掌握的防护知识要比数量较多但是不能被掌握的防护知识更有效。这就使得灾难与防护类科学小品可以并且应该注重所普及知识的可接受性而不是完整性。这也就要求作者不但要将科学知识讲得通俗，还要使读者印象深刻。在讲疟疾的防护时，作者没有将所有的疟疾防护知识全面罗列，而是专取消灭疟蚊这一预防手段。在讲消灭疟蚊时，又专谈清洁水源、厨止疟蚊叮咬。在提及消灭虫卵时，作者借打花鼓姑娘几天的表演反复强调，务使读者印象深刻。对其他学科的科学小品而言，其介绍内容可能失之过简，部分内容又重复过多，但是对灾难与救助类的科学小品而言恰恰是可取的甚至是必需的。
相对于初期托物寄情的科学小品而言，后续的科学小品更加注重科学知识的传播，文风逐渐走向平实。
墨轩的《可怕的鼠疫》也是关于对鼠疫的防护，但是行文风格与高士其的《鼠疫来了》截然不同。在说明疫病症状、历史和防护时，《可怕的鼠疫》包含了更多更细致的知识点，并且重点在说明，只有在末尾才有简短的抒情。之所以更侧重于说明，是因为文章发表之时正值鼠疫的流行，在这一病疫带来的灾难之下，读者格外需要了解疫病的流行原因和防护手段。于是，在简要叙述当时鼠疫的流行情况之后，作者马上开始介绍鼠疫的发病原因。由于鼠疫有不同的传播途径，所以作者格外注重不同类型鼠疫的症状差异。为引起读者对疫病传播的重视，作者将历史上的鼠疫大流行一一介绍，短句的大量使用和数字的频繁出现，渲染出一种紧张的气氛，使读者感受到鼠疫的危机迫在眉睫。在紧张的气氛下，之后的防护措施介绍得尽管简单，却能让读者认真地读下去。将《可怕的鼠疫》文末的抒情与《鼠疫来了》进行对比是很有意思的。同是以病菌比喻敌人，《鼠疫来了》是借科学知识唤醒民众进行救亡，《可怕的鼠疫》是呼唤人们以对敌的斗争热情来防护疫病。
贾祖璋的《防疫原理》则更加平实。这里的平实是相对其他散文式、杂文式的科学小品而言的，实际上贾祖璋将平实的说明与优美的文笔结合在一起。文章的气氛渲染不多，主要是对事物的白描。但是，这种白描非但没有让被描写的对象变得死板，反而形成了鲜活的形象，比如抗体捕灭微生物的作用，有各种不同的方式。有的抗体能够减弱微生物的活动，使白血球便于捕捉。有的抗体能够凝固微生物的身体，使它死灭。有的抗体能够溶解微生物的身体，使它变得无影无踪。有的抗体虽不能直接对微生物起作用，但能够中和他的毒素，使我们的身体不致受害，于是白细胞可以“从从容容地进行捕灭的工作”。在作者的笔下，抗体的作用闪现出拟人的色彩，使得平实的说明也更加动人。
在科学小品的写作历史上，沉郁的风格是比较短暂的，这类科学小品也更加偏离对科学小品的主流印象。
余在学的《伤寒》与《斑疹伤寒》是沉郁风格的代表，文章读起来令人压抑，每一段都令人觉出作者的满腔悲愤，读者几乎难以觉察作者是在进行科学知识的普及。在初读《伤寒》一文时，读者很可能将其视为一篇小说。文章从芳发病作为起点，到芳病逝结束，通过张医生与芳的母亲的谈话，将伤寒的症状与传染方式介绍给读者，使读者了解如何防止防寒的传播。但是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没有将医生作为简单的传声筒，而是通过医生与患者母亲的言语互动，一步步将病疫的原因与防护揭示出来。如“绝对不能给予固形的食物……难道看到我们的芳活活饿死吗……应该给予流质的食物……单吃这些东西会饱吗……伤寒病人多半毫不感到饥饿”，芳的母亲对张医生提出的问题，恰恰是读者在读到防护条目时的疑惑，张医生的回答，恰恰是对读者疑惑的解答。
《斑疹伤寒》延续了沉郁的风格，但是在叙述手法中进一步创新，采用了当时国际上正处于意识流写法创作高峰。在一位母亲的回忆中，斑疹伤寒的症状与传染原因被一点点描述出来。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承载意识流的主人公并非疫病防护的专家，怎样才能在主人公的意识中科学地描述疫病的传播原因和防护方法呢？作者的办法是引入一位医生，通过主人公回忆医生的话来解决这一问题。这种手法的优点在于不必在叙述中硬行接入专业知识，但其缺点同样明显。在一个并非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口中，对专业知识的描述必然有偏差，这取决了主人公对科学知识的理解能力。就这篇文章来看，虽然作者并没有直接写到主人公的身份，但是从其话语来看，属于接受过一定教育的阶层，这也使得主人公对医生所说的话的回忆相对准确。当然，由于取消了全知全能的叙述者视角，所以不可能完整地叙述疫病的传播与防护知识，只能择其要点。但是，这正体现出作者对材料的剪裁功力，并且正如之前所说，灾难与防护类科学小品主要注重读者的可接受性，知识完整性是退居其次的。
战争灾难与防护类科学小品也是这一时期的重点，但是与疫病一类的科学小品不同，战争灾难与防护类科学小品所普及的内容主要是可能落在平民头上的新式武器，而不是历史上反复出现的疫病灾难。因此，在战争灾难与防护类科学小品中无法提炼出重点的防护手段，鉴于每一种危害都尚未发生但是又有可能发生，作者必须对各种防护方法进行罗列，以实现对防护方法的准确、完整说明。这就对作者的写作手法提出更高的要求。
北航（曹伯韩）的《化学战争的一角》是一篇较好的战争灾难与防护类科学小品。为解决大量条目的单调罗列与科学小品活泼文风的矛盾，作者借鉴了戏剧的表现手法，将不同形式化学战争放到一个舞台上。病人作为化学战争的受害者，在病房中一一进行陈述，而医生可以针对各个病人的陈述给出各类化学战争的科学说明与防护措施，这就在有限的叙述空间中容纳足够的信息。通过舞台上的人物调动，某种灾难中的各个类别可以逐个得到介绍。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科学小品的写作者们产生建设新中国的向往，而生产建设中对抗的主要是自然灾害。所以，在抗战结束之后的灾难与防护类科学小品逐渐远离疫病的防护，开始出现自然灾害的知识介绍。在这类科学小品中，科学知识不再是托物言志的“物”，而是有了自身的价值，成为唯一的写作客体。正是由于赋予科学知识以唯一的写作客体地位，所以此类科学小品在知识容量上显著高于“托物言志”类的科学小品。
士元的《台风》是自然灾难与预防的典型代表。在《台风》中，科学小品向说明文回归，约有三分之二的篇幅是说明台风的产生原因和预防方法。但是，知识容量虽大，通俗易懂的文风仍然保持不变。文章开始便提到报纸刊登的台风新闻，由于沿海城市台风频繁登陆，读者对这类消息已经得到关注，所以读者的注意力立刻会被吸引过来，接下来描述台风先头部队已经到来的情景、人们的反应，这都是读者日常触到的。然而在这里，作者的不局限在情景的描写上，而是进一步写到台风的去向。到这里，读者了解了台风来时如何、去向何方，独独缺少了自何处而来，自然就会产生想了解台风来自何处的阅读兴趣。接下来的台风产生原因便顺理成章地得到介绍。对防护知识的介绍也是如此从日常的台风，引到大型台风带来的灾难，读者自然会产生了解预防措施的兴趣。从这篇文章，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接近说明文的科学小品的写作中，知识点自然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引导读者的阅读兴趣更为重要。【文章选自《百年中国优秀科学小品赏析》（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主编：姚义贤、陈晓红、李正伟）】